中国商民运动中商民的角色与地位

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时间限于1924—1930年。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以前和1930年商民协会废止以后商人的活动称为"商人运动",其中的"商人"涵盖一切革命不革命的大中小商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和北伐势力所及之处,许多中小商人、店员和摊贩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商民协会,投身商民运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势力所及,大商人也有不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的,但中小商人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主体,商民运动特别强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对买办大商人,主要也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在商民运动中,"商民"的主体和主导,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

国民党在北伐前后开展的商民运动率先发端于广东.1924年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广州正式设立,积极指导商民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动员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筹办商民运动讲习所,对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商民部成立后,也大力开展商民运动.其具体措施包括拟定广东省商民运动计划,指导各县市镇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编辑出版<新商民>杂志和商民运动丛书,对商民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同时也动员商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从事各项调查活动,使当时广东地区的商民运动十分活跃.商民的政治热情也得到明显提高.     

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广大中小商人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与工人农民一道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与北伐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是商民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方略,确定了商民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广东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蔓延。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孙中山与中国商民运动

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作为国共合作的结晶,孙中山功不可没。随着192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盛,“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全国的目标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支助。五四运动后,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兴起,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民积极参加这场革命,为配合北伐战争,完成国民革命,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商民运动的阶段性分析

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颇具阶段性。1926年前商民运动主要发生在广东,随着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的颁布,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始由广东一隅逐渐随着北伐进程推向全国。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由广东迅速发展到两湖及长江流域,兴起了大革命史上中国商民运动的高潮。随着“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事变的发生,宁汉合流,商民运动渐趋衰亡。探讨商民运动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对于了解军政到训政过渡期国民党中央对于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商民运动(又称商人运动)是北伐前后国共两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独特的民众运动。长期以来,商民运动的研究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导致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民众运动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对商会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并得出客观的结论。目前,商民运动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可以预计,商民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进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论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

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以两湖为中心的中国商民运动,虽没有工农运动那般火热,却也进发出浓厚的革命气息.从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迁至武汉到1927年7月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国的商民运动进入极盛时期.随着"七·一五"政变的发生,商民运动开始衰亡.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本系中国商民运动进入极盛的标志,但在其酝酿举办的同时亲历了宁汉合流的一幕幕,由此见证了商民运动的盛与衰.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意在表明中国商民运动由盛而衰与蒋汪相继叛变和宁汉合流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商民运动论析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商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方式和目标受到辛亥革命后民族思潮的启迪和不断兴起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等其他阶层的民众运动的深刻影响.南方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发动中小商人参加国民革命,壮大革命力量,完成国家统一.波及全国的商民运动对北伐的成功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小商人希望通过商民运动改善自身命运的目标在民国政治背景下无法实现.     

论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

1926年5月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是国民党初期推行商民运动取得重要成效的具体表现之一。本次会议不仅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10余个重要议案,而且还成立了广东全省商民协会,颇受国民政府的重视,也得到舆论的肯定与赞扬。在此之后,更多的商民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使广东省的商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本次大会的召开与广东全省商民协会的成立,并没有完全消除各地商民协会之间相互纷争的混乱状况,甚至全省商民协会内部还曾发生纠纷,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设之商民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最后经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直接干预和安排,广东全省商民协会接受了广东省商民部的统辖指挥。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述论

党的宣传工作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90年的历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宣传工作是一门艺术,需要不断研究和改进,需要以历史为鉴,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宣传工作的不同方针任务对其基本特点和经验启示进行认真总结,从中汲取做好今天工作的丰厚的营养。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因应中国人民处在多元选择的十字路口的实际,展开了具有战争和建设双重特色(但主要是战争)的斗争,对我党当下的宣传工作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商贾文学视野的商人情感世界

在商贾文学研究中,商人的情感世界是研究的重要课题。透析影响商人情感世界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四民之末”的身份地位。二是经商盈利的逐利习性,三是离家漂泊的特殊生活方式。援引古代商贾文学经典中体现商人情感世界的实例．佐证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着干研究商人情感世界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

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鉴定,不外乎正面与负面两分法,而依据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传统文化道德,如此审美下的完美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的统一是“商才士魂”——商为皮相,士为心迹。故整个社会对商贾形象的审美标准是以德统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具有浓郁的伦理性特征。     

理欲并重 儒商互补——论唐人涉商类小说之商业思想文化特征

唐人小说描绘的商贾世界中,商人形象的义利之别与道德评判之下,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农本文化）与异质文化（商业文化）这一矛盾体的斗争与调和。这其中,通过道义与利害之间的取舍,商人尽量做到义利两兼;通过仕商关系的重新认定,商人努力追求亦商亦儒。我国古代商业文化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上呈现出鲜明的务实性、较强的政治性,且伴有浓郁的伦理性。其意义的重要性在于透视唐代文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心态,同样显示出国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的传统心理。     

论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指导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中国梦等五个方面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是尊重历史与研究现状的高度统一。     

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断记忆——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

<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是在徽州新近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作者江南春出身于商人家庭,本身亦从事商业活动,在其各类记载中,尤以衢州和徽州城乡的记述最为生动,特别是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描摹,既有本土和侨寓地的各类神庥,又有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从中可见商人与信仰传播的密切关系.由此,亦颇可窥探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

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二是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革命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三是对土地平均问题的过分强调,在土地革命中表现出严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土改运动中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在＂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宋代城市商业的繁盛与坐贾势力的发展壮大

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商是商业活动中的盈利主体,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自宋开始,坐贾的势力日益壮大,宋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发展历程中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变化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宋代商品经济繁盛的大环境下,坊市制度的崩溃、城市商业迅猛发展的结果,在宋代市场扩张、市场结构日益复杂、商品流通总量剧增的市场环境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熟悉市场,对市场信息反馈迅速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市场活动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流动性较小、信誉度较高等特点也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中共七大党章的特点及地位作用

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共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章之一,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的最完备、最详尽的一部党章,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