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民歌亲切地伴随着历史”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它在人民生活中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性格、心理、审美情趣和风土人情。民歌是民族音乐的基础，民歌的起源问题也就是音乐的起源问题，是民歌发展史上关键性的第一步。民歌源于何方？一说起源于人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吕氏春秋》说帝尧时代有一位音乐家，他“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有人则错误地归结为统治者个人的作用，“王者功成作乐”（《乐记》）；传说中有皇帝的乐官伶伦，他“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因凤凰系子虚乌有之物，且又说“取竹……而取吹之以黄钟之宫，”而…     

从文本视角探析《招魂》的作者

《招魂》的作者主要有屈原和宋玉两说。从《招魂》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巫术风气、文章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作者写作时的取材范围以及行文时所用的人称习惯和作《招魂》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行着手,并重点与《离骚》和《九辩》相比较,同时结合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论证《招魂》更应该是屈原所作。     

《招魂》首尾释

两千多年来,多位研究《楚辞》的名家对《招魂》存在的问题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有些问题一直进展不大,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王逸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见《楚辞章句》)朱熹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闵屈原无罪放逐,恐其魂魄离散而不复还,遂因国俗,託帝命,假巫语以招之.”(见《楚辞集注》)     

《大招》作者是谁?

一、《大招》及其作者问题《大招》作者是谁?这是比《招魂》作者为谁还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王逸《章句》明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意以为这是宋玉为招屈原的生魂而作的。现在我们证明了《招魂》确是屈原为招楚怀王的生魂而作,作在楚怀王入秦被囚的时候,王逸那一说错了。再看他怎样说《大招》的。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已之志也。”这是说,《大招》是屈原为招自己的生魂而作,又引或说为景差作。这是一个疑案,还不明白。从王逸引用了这一或说,一千几百年以来,一般学者又大都以为《大招》是景差为招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楚辞》中的鲜卑与幽都考

屈原在《楚辞·大招》中曾写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句,在《招魂》中写过“晋制师比,费白日些”句,颜师古注“犀比,胡带钩也”亦曰师比,亦曰鲜卑,总一物也”,这是《楚辞》中两次提到“鲜卑”的字样。在《招魂》中诗人又写出“君无下此幽都些”的诗句。关于鲜卑,做为博学多才的屈原,他是很明确的:前者鲜卑是指部族名,后者师比是指鲜卑族所制的带钩物也。可是这却被历代注释家各种不同的解释弄得混淆不清,如汉王逸注:“鲜卑衮是((纟尼))带头也,言好文之状,腰肢细小,颈锐秀长,若以鲜卑之带而束之也”。这样一来鲜     

论毛泽东诗词的"虎气"

毛泽东诗词的“虎气”主要表现为王者之气、阳刚之气和人间正气。形成“虎气”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少年时期的“毛奇”性格和宏伟的人生志向。中晚年以后毛泽东个性,体现为“虎气”和“猴气”的混合体,但其诗词创作还是以虎气为基本格调。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指的是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定乾坤的从容与澹定;这也正是1945年那首风韵天成的《沁园春·雪》重庆刊出后,蒋帮文人和词者众,但即使技艺再高,也难以模仿和超越的根本原因。     

《〈招魂〉考辨》补说

先唐人引传,可以称经;引弟子语,可以称师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宋玉代屈原设言之作评屈原。以此考察司马迁说与王递说,得出：《招魂》为宋玉作。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和制的角度证《招魂》所招乃君王之魂。但以古评古,其所陈的理由,均无一能否定王逸的《抬魂》乃宋玉代屈原自招之说。从文本上看,《招魂》作千顷裹王迁屈原子江南后;据现存史料作综合的分析,结果表明：宋玉当生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大招》的作者是谁?(下)

七、关于鲜卑或说,《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这句话曾引起现代几个学者疑为这是汉人作伪露出的马脚。最初陆侃如《屈原》一书有自注说:“我从前曾据交趾鲜卑把这篇的时代移至汉代,后承陈伯弢、朱逷先二位先生告诉我说,这两个名词已见《国语》《吕氏春秋》等书,故不能作证。”后来粱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或《屈原研究》、最近刘永济《屈赋通笺》都还以为鲜卑出现在汉代,疑《大招》为汉人伪作。为什么郭先生不曾疑及这一点呢?关于鲜卑,说来话长。我想当是郭先生已认为《招魂》是屈原为招楚怀王而作,他译《招魂》晋制犀比”就不采旧注,自出创见,译为“晋带鉤”,以为这是赌注。可知他以为犀比就》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蒙元"义绝"考略

尽管从《元史》、《新元史》中未能检索出“义绝”一词 ,但涉及义绝的律条却并不鲜见 ;在《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更检得为数不少明确定性为义绝的事例、案例 ,及其所依据的诏制和条格 ,表明蒙元代有关义绝的法律制度 ,在沿袭唐宋金律基础上 ,颇多创新 ,司法实践中适用义绝之制并非个别现象     

“王者之政”与“霸者之政”的比较研究

“王者之政”、“霸者之政”是《说苑》中的管理思想。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它们之间存在德治与法治、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差异。从对差异的分析可以推出它们在管理上协同和互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王者之政”与“霸者之政”对现代管理的指导价值不仅在于分清各自优劣和适用范围,也在于二者的互为补充和取长补短。“王者之政”设教劝善,效迟功远,用于治本;“霸者之政”立规矩,明赏罚,功在治标。两者的合理结合,以求标本兼治。     

再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前曾写《论<招魂>为屈原自招》一稿,有些问题谈得不透,有些尚未谈到。本文拟就以下八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一、《招魂》的创作时间,定于何时较合情理? 二、开头六句怎么讲比较通顺? 三、《招魂》和《大招》的对象,能不能同是怀王? 四、“西方之害”一段,是不是影射怀王客死于秦的史实? 五、能否肯定屈原时代无招生魂的风俗? 六、“工祝招君”一节所描写的,是不是招死者之魂的仪式? 七、“故居”生活究竟跟谁的身分不相称? 八、招魂回郢是否只适用于怀王而不适用于屈原?     

“台”辨

说到台，自汉代以来，一般都认为它是一种积土而成、高而上平的建筑物。例如：《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毛传：“四方而高日台。”《楚辞·招魂》：“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王逸注：“无木谓之台。”《尔雅·释宫》：“谓之台。”郭璞注：“积土四方。”《辞源》：“台，高而上平的建筑物。”《中国古代衣食住行》（198年第1版第118页）也说：“台均为土石堆积而成。”诸家说法侧重点不同，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积土成台，高平无木。（唯姜亮夫先生作《楚辞通故》引《左传·僖公五年》“公既视朔，选登视台以望”及杜…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屈辞《大招》释疑

楚辞《大招》和《招魂》文本之异同乃巫祭文化使然。"二招"共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的招魂礼,一事而二用。《招魂》用于野外,《大招》用于出殡前宫中举行的大型祭典。"二招"均为屈原据巫觋及巫官祭辞改创而成,并因招魂时地及行招者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体制和风格。其题旨均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