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威先生》所引起的论争

一九三八年,张天翼同志的《华威先生》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及香港等地的文艺界,曾发生过由这篇小说引起的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争。这场中国抗战文学史上规模较大、持续较久、意义深远的论争,在解放后三十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均有所评述。但是,不容讳言,这些评述大都有失实之处,大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对这场论争开展的过程、论争的主要内容、论争的重大意义以及这场论争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进步文艺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探讨。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几点看法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文艺界发生过所谓“两个口号论争”。这本是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思想论争,但“四人邦”却硬把这种内部论争歪曲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斗争。他们假惺惺地称颂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口号,而“国防文学”却被说成“卖国文学”。是什么“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文学”。提出这一口号的周扬等党员作家,则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真是歪曲历     

关于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抗战时期文艺论争再议之一

本文想对抗战前期发生的一场文艺思想论争——批判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做一重新研究。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于指出:当时进步文艺界在这场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关创作题材方面的片面性认识。 这场文艺论争发生在1938年底,是由《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梁实秋发表的一篇《编者的话》而引起的。他在谈到征稿意见时,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两个口号”的论争究竟为什么发生——与林志浩同志商榷

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从表面看来,是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而告一结束的.但实际上,对这两个口号的评价的分歧却一直存在着.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要共赴国难,挽救危亡,要集中精力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文艺界的同志们都捐弃成见,团结对     

"两个口号"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而这又受制于论争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与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译介的互动。1934年至1936年,国民党系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艺,一般以作品为主,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同人期刊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也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艺动态。左翼的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它表明中国的文艺界进一步向苏联的文艺思想看齐,因而"两个口号"论争的理性色彩也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使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无法完全克服。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试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从三十年代对“为艺术而艺术”论的批判,四十年代”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的提出,一直到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文艺界一直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其实这两个口号都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因为这两个口号不仅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而且长期的实践证明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对“与抗战无关”论争的再认识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文艺界(主要是国统区)就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展开了一场论争。一九八○年六月,在巴黎召开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讨论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梁佳萝重新提出这场历史公案,他认为当年对梁的批评是不公平的。针对于此,不少同志强调,当年的批评“是应该的,也是实事求事的,公平的”。显然,看法很不一致。本文试图从当年论争的全面情况来重新认识这场论争。     

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一些情况

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具体情况,我觉得当时由于论争的双方都有文章,现在又发现许多材料,研究起来,比较方便。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过程,我可以说几句。我在一九三五年发表过一篇介绍“国防文学”的文章,周扬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也发表了一篇介绍“国防文学”的文章。文章发表以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过了近一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来了,于是,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     

重评“主观论”论争

肇始于抗战末期、延续至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前夕方告结束的关于“主观论”的论争,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在建国以来的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对这场论争情况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对胡风等人文艺上的“主观论”观点也一律持批判的态度。近年来一些新出的文学史著作,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     

郭沫若与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论争

在现代文学运动史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被弄得最为混乱。当年“两个口号”的主要提倡和支持者,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都蒙受了程度不同的灾难。直至粉碎“四人帮”,这些同志才得以解放,历史上这桩公案也才有了公正评价的可能。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不能说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就没有分歧了。某些同志,囿于人事纠葛,仍不能公正地、客观地去看待历史的是非。这也许是“当事者迷”吧。有感于者,笔者以为较细致地回顾一下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理论表现,也许有助于澄清这段历史。     

改革的论争与改革的选择

2005年,对于改革的反思演变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论争”。这场讨论虽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基本上是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利益表达。平息这场论争也不是靠领导人的一些谈话所能化解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构建全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才使我们的改革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正跨入了新的征程。     

“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抗日战争前期文艺运动中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建国以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给予了它比较确定的地位,评述也基本一致。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从内部的文艺论争看雪峰的文艺思想

冯雪峰从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到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实际上离开文艺界的三十年之中,他的文艺思想一直是更为有助子推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更为符合艺术的固有规律。这,从一次又一次的内部的文艺论争是看得最为分明的。     

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两个口号”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从论争过程、实质、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看,它屡次逾越文学学理的层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广泛渗透,人事纠缠甚于学理辩难。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

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可以发现,在论争中由冯雪峰拟稿的鲁迅的几篇文章中,冯雪峰与鲁迅二人所隐含的不同意指。这些文本既反映了冯雪峰由反“左”亦反“右”到反“左”而不提反“右”的策略性调整,同时也蕴含着鲁迅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集中在什么是左翼立场的问题上。鲁迅始终注意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鸣鞭主义”的愤怒抨击,强调将左翼运动中的“人民大众”立场作为其党派立场的最终指向。     

论胡风的文艺思想

一、重评胡风文艺思想的必要性胡风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从三十年代中期起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文艺论争和运动他都参加了。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现实主义论争,五十年代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运功,都少不了他,而且是重要角色。从一九三六年起到一九五五年止,他一共写了十本文艺论著,几乎对各个时期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李兵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向创造社、太阳社指出一把矛头对准鲁迅是不正确的，应该停止论战，团结鲁迅，共同对敌。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场论争中...     

过渡时期的政治语境与文艺论争

建国初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语境制约着文艺界,决定了文艺论争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状况。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属于人民的范畴,而从思想情感的性质上考量又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种两面性使得过渡时期的文艺论争具有了一种"张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在文艺中尚存立锥之地。随着过渡时期的压缩,小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一面被突出,其地位越来越尴尬,资产阶级思想遭到彻底的否定,文艺界的"中间地带"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