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两次大的礼法之争。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时隔两千多年以后,在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法律思想领域中再一次出现了大的礼法之争。两次礼法之争,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但它们都对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前者评论颇多,而对于后者的论述却很少。因此,本文拟就第二次大的礼法之争,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20世纪初,清未修律运动引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大论战——礼法之争,对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分别阐述了礼法之争的背景、过程与性质,揭示了礼法之争是在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改革之争,最后阐明了其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的重大借鉴意义.     

清末“礼法之争”对今天法制建设的启示

本文论述了清末新政中因修律而引起的“礼法之争”,认为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固有排他性和中西方伦理价值观的差异是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 ,并分析了清末“礼法之争”对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既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法律文化 ,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走出一条稳健与成熟的新路子     

先秦“礼法之争”法哲学之辨

"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如何治国,儒法两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争。礼法之争涉及很多深刻的法哲学命题,对人性、情感的不同认识以及因不同职业所面临的问题与思考的着眼点及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两派对德礼和刑罚二者强调和取舍的不同。"礼治"与"法治"理论的同源及目的的相同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和融通。先秦礼法之争促进了法律的发展和法学的极大繁荣,其中蕴含的古人丰富的政治法律智慧,弥足珍贵。     

中国古代礼法分立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无论在制度方面还是在观念方面,礼与法的关系总是表现得至为密切。从早期历史上礼的无所不包,礼中有法,礼就是法,到后来历史上的法出于礼,礼法分立,充分体现出在中国古代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行为依据的确立与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从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作为制度的礼与法开始分立,逐渐形成了礼制与法制的两套具有不同内容的制度体系,在社会政治与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礼法分立的历史自秦汉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其所体现的政治意义就是,在历代政治中,礼治与法治并用是一个基本的统治格局而又与整个王朝的兴衰相始终。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

从全球视野看,当下的热门话题"中西之争",其实是更长历史、更大范围的"东西之争"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巨观历史的视野中,只有东西之争,没有南北之争。东西之争在不同时期聚焦不同,但贯穿文明社会以还的长时段历史。"东西之争"因此与全球史的历史演进完全重合。从全球史角度看,东西之争的历史成像依次为波斯与古希腊争战、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社会对阵、东欧与西欧较量、中国与西方竞争。目前的中西之争已经从此前的虚像变为实像,由中国问题变成全球问题。但这一呈像的近景必须在由远及近的全球史进程中才能呈现全幅图景。从东方视角看待中西之争,中国能否在竞争中战而胜之,促使人们从东西之争的规范视角、更高站位寻求答案。     

先秦判决中的“誓”与“比”

誓与比在先秦司法判决中占据重要地位,誓是判决争端时确立的契约关系,比用于比附判决。先秦时期按一定程序与仪式确立的具有契约法律性质的誓规范着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誓作为判决方式,主要依靠礼制下的权力保障其得以实施。比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判决方式,具有判例法性质,是先秦时期存在判例法的明证;在具体司法判决过程中,比体现出一定的判决技术与司法理念。先秦时期的誓与比蕴含"明德慎罚"思想,而在贯彻实施中礼的调控作用导致先秦刑罚出现"礼法合一"的特点,此应为后世"礼法合一"立法指导思想的渊源之一。     

中国血缘法逻辑及其普遍意义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所体现出的交往范型是一种血缘交往范型,其理论建构具体展现为“伦——理——礼——刑”的逻辑思维路径。血缘人伦与礼法规范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礼法的价值取向是血缘性的等级秩序与人伦和谐。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机理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法学理论,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     

重温缪凤林、费孝通中国“封建社会”论

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缪凤林长期用力于中国通史构建,所著《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提出中国史十时代说,将＂封建时代＂的制度概括为三：封建、授田（井田）、宗法,将唐虞夏商西周称封建时代。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封建＂是与＂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相对立的概念,指的是殷周封建制,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另成一格。缪、费二先生坚持＂封建＂本义与西义相通约的理路,准确地概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其具体结论应予认真对待,其论史方法值得借鉴。     

试论汉唐两朝对西域的开发经营

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雄峰,为开拓和缔造我们伟大的国家,创造灿烂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成就了非凡业绩,做出了卓越贡献。汉唐两朝在开拓经营西域的历史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为塑造中华大国强国的光辉形象,发挥了主力军的历史作用。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试论礼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模式。西周的礼乐文明是这一文化模式的上古形态,汉代礼文化的重建完成了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为开端的文化转型。此后,礼文化通过对一些新的、外来的文化要素的不断整合、吸收,保持了自身内在结构和功能的稳定和统一。礼将整个民族的物质生活、制度规范和精神心态融为一体,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     

战国至西汉游侠与国家互动及游侠身份转变简

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它于西汉后期转化为豪族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纵观游侠作为一个实体性阶层存在的历史,它与国家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战国时期卿相贵族招养游侠,游侠为国所用却又以武犯禁;秦代对游侠限制、打击,游侠却成为反秦力量的中坚;西汉初至景帝时期对两类游侠采取不同的策略,两类游侠一兴一衰;汉武昭宣时期对游侠采取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手段及游侠出现分化;元成至西汉末期国家对游侠进行拉拢及游侠转化为豪族。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王权支配社会的原理起着主导作用。游侠阶层最终被逐渐强大的王权所整合。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汉赋的兴盛,与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相关,汉大赋对“祀典”的诸多描绘,亦缘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之史实。《文选》分赋为15类,首“京都”,次“郊祀”、“耕籍”、“畋猎”,均为大赋创制,其间共有一主轴,即对汉“天子礼”的描绘、颂赞。汉大赋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对“天子礼”的形象描述,而赋家对建构帝国宗教的态度,则表现出融宗教神氛于礼教现实的文学精神。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尚书》研究方法革新作为中华礼法研究根基新论——《尚书》学方法更新兼及舜邦礼法架构初探

中华礼法研究对于《尚书》学的依赖迄今未能导出宏观规范说,以致帝舜邦畿政治构造不清,礼法问题的结构价值因而不明。其根源是学界不曾自省《尚书》学方法欠妥。讨论揭示,此等欠缺导致两个链式问题:一是没有夯实虞史传《虞书》的语言可靠性基础,亦即尧舜时代语言哲学基础不明。二是此等欠缺催生宋明清学人的孔传《尚书》怀疑情结。讨论亦揭示,伯夷由于职分特点能够以近乎全知的叙事视角记述尧舜业绩,而其全知叙事视角的基础是舜帝设定的语言哲学,其核心是古文时态观。基于此重大发现,且在兼顾孔子理《书》视角的前提下,舜邦的政治构造得以揭示,从而为中华体系礼法研究打下了基础。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汉代青铜器美学思想在现代铜艺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

汉代的青铜器已经开始摆脱礼制的束缚,向着生活化的方向发展。汉代青铜器在尺度、技术、纹饰等方面都对汉人审美的多样性进行了体现。在汉代青铜器中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意蕴,其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对现代铜艺设计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并在现代铜艺设计中不断传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