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对萧颖士《江有枫》诗中“愬”字的补正

笔者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发表的<<全唐诗>中萧颖士<江有枫>诗辨正>一文,曾将唐代萧颖士<江有枫>诗中的"愬"字解释为"恐惧"、"害怕";今发现其解欠妥,应释为"诋毁"、"说坏话",文章对两种解释的出典及"愬"字的读音,做了必要的补充说明.     

春秋楚人用《诗》考论

春秋时期,<诗>成为楚国秉礼行事的重要依据.楚人学<诗>"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表现出明显的<诗>德意识.这既与周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楚人尚武精神密切相关.楚人用<诗>重<雅>与春秋各国用<诗>具有相同性,他们在遵从用<诗>共性的基础上又有新变化,显现出热衷引<颂>的倾向.楚人对<诗>之字句、诗旨等的训释,表现出与他国不同的特点,有比较系统的<诗>本,深谙<诗>德、<诗>礼,形成了自己学<诗>、用<诗>、解<诗>、传<诗>的方法和体系,显现出了他们对宗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挥却历史的雾霭——对穆旦诗歌代表作的清理

在穆旦的诗中,<赞美>、<诗八首>是公认的代表之作,<隐现>近年来备受关注,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赞美>在穆旦的诗中仅是一个特例,不具备代表性.<诗八首>在后人的阐释中偏离了穆旦诗歌创作的主线,使其无法正确.代表"穆旦的风格.<隐现>一出场就被蒙上宗教的面纱,遭遇误读.只有挥却历史的雾霭,找到并循着贯穿诗人四十余年诗歌创作的核心脉络,才能踏上其诗歌艺术的峰顶.     

《周南·螽斯》诗教义发微

<毛诗序>对<周南·螽斯>诗教义所作的阐说,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后世经师有反序派、尊序派,对<诗序>的理解并不一致,讨论主要围绕"后妃不妒"和"子孙众多"两个关键词展开,汉郑玄、唐孔颖达等笺疏<诗序>,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若螽斯不妒";宋代"反序派"欧阳修、朱熹等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非螽斯不妒";南朱"尊序派"范处义、张纲等认为<螽斯>讲"由螽斯不妒,而后妃不妒";又有经师认为<螽斯>讲"非螽斯不妒,非后妃不妒";今文<韩诗>则认为<螽斯>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多",更在于其"贤",所谓"母教圣善,不止不妒而子多".以上诸家,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毛诗序>之说."借问中宫谁作范,千秋宜把后妃师",<螽斯>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且关乎皇室安宁、子孙昌大之"国家大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现代诗学"反对<毛诗序>,提倡在"就诗论诗"原则指导下解诗,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然实未得<诗>之本相,与"古典诗学"相去甚远.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诗经·周颂·臣工》主旨辨证

<周颂·臣工>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这首诗的主旨,迄今主要有"诸侯助祭遣于庙"、"戒农官"、"籍田"、"省耕"和"祈谷"等五种观点.经考察<臣工>的字词含义及诗中的用历情况,可知此诗是周天子在籍田上祈麦实而戒农官的一首诗.     

《春晓》五种英译本分析——"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体译诗"

中国古诗由于其独特的音律和句式特点,历来是译界的难题.关于古诗翻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诗译诗",即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别是韵脚;另一种是"以散文体译诗",即放弃原诗的形式,只传达原诗的意.本文通过对<春晓>五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发现"以诗译诗"更能表现中国古诗的美,因此更适合古诗翻译.     

"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探微

毛奇龄<白鸯洲主客说诗>一书的内容,历来被认为只是辨"淫诗"、"笙诗"二端,且持论多有偏颇,因而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一直未能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毛氏此书在论辩"淫诗"、"笙诗"的过程中,涉及到中国<诗>学史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多有创见,其中有些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著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陶渊明诗《于王抚军座送客》辨证——对李公焕笺注陶诗的反思

陶渊明诗<于王抚军座送客>存在的疑点较多,牵连的问题很多.从李公焕笺注陶诗开始,提出<文选>谢瞻诗"首章纪座间四人",认为陶渊明参与王弘送别谢瞻的宴会,同时,李公焕武断地将<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的首句作了改动,为陶渊明参与王弘送别谢瞻的宴会寻求进一步的证据.从征引文献、考据版本等各个角度,审视李公焕的诸多说法,以恢复<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的首句原貌,实属必要.     

“狡童”兴象解读——《诗·郑风》意象及其意象经营艺术研究

<诗·郑风>的作者选取"狡童"来指称既爱又怨的人物,"狡"作为"犬"与"狡",植根于郑地的文化遗存,由此而形成了"狡童"兴象."狡"的个性特征奠定了"狡童"兴象意蕴,<郑风·山有扶苏>和<郑风·狡童>二诗的"狡童"兴象意蕴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杜甫《月夜》

杜甫的<月夜>历来被学界看作是诗人向妻子表达思念的深情之作.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阐释此诗,从诗中的"叙述视角"、"居处意象"、"身体语言"等方面寻微探幽,挖掘出潜藏在文本中的男性主义立场.该诗是诗人转换叙述视角后表达隐忍欲望的一首类"闺怨"诗.     

董说"问天"与屈原"天问"

生于战国中后期的大诗人屈原,曾作过一首奇诗<天问>.诗中作者向天提出了近170个问题.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小说家董说,通过小说<西游补>,借孙行者心中的暗想,向天提出了16个问题.相距1900多年的两位作家为何都要"问天",他们"问天"的含义是什么?"问天"之后各自的人生归宿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分析探讨.     

以《诗大序》观范处义宗序思想

范氏<关雎序>训解提出"风化"说,是对诗"教化"说的肯定,并由此对诗的产生"诗言志"说进行了阐发,根据"诗"反映的民情政风特点,提出"审乐知政"的观点.范氏又认为"六义"为诗体,"体大者"为四始,这提出了自己的新意.范氏对"变风变雅"的认识,也是对<关雎序>原旨中有关"诗变"说的支持,但提出正变诗以"以周公陈王业"之时为界,是其一家之言.最后范氏认为,<关雎序>为诗之大义,各部分<诗序>事关美刺,进一步肯定<诗序>的作用.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词.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罗虬《比红儿诗》本事演变及真相新探

<唐摭言>记载罗虬<比红儿诗>本事时所云"手刃绝句百篇"就是"手创绝句百篇"的意思,<太平广记>误解了"刃"的含义,改成了"手刃红儿",从而制造了一起罗虬杀死红儿的文坛冤案,此冤案的启示是,对有疑问的古书,宁存疑,勿妄改.     

《汉书》记汉文帝举贤良事辨误

<汉书>记汉文帝前15年再次下诏举贤良,<史记>不载其事,但<汉书>其实也并未见到过诏令的原文,根据的只是汉文帝给推举出来的贤良、太子家令晁错的"求贤诏书",其中提到了曾下过的"举贤良"诏令.由于把这道求贤诏书误解为下给所有被推举出来的贤良进行统一"策试"的"策诏",<汉书>以含混的笔法给其未读到过的"举贤良"诏令增添了两项并不曾有的内容:汉文帝要对推举出来的贤良"亲自策问",贤良必须作书面答卷.<汉书>进而又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了"对策", 晁错被评为第一,那时已经有了一套推举、考试、评比和录用人才的制度.<汉书>记建元元年举贤良,继续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策试",造成严重的误传.<资治通鉴>沿袭并加重了这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