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的反女权主义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虽然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但作为犹太人和女性，双重的贱民身份使她的思考一直关注着女性的生活、体验和自我理解。本文阐述了阿伦特有关女权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她对她那个时代的妇女运动持矛盾态度，因为在她看来，妇女运动提出的目标主要与需求和经济解放有关，而真正的解放是妇女作为女人的解放。她的思想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为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敬一丹：“《焦点访谈》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记者说,这叫＂珍惜＂。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过《焦点访谈》的主播台。＂大家一看这张要出事的面孔,我还能去做什么节目呢？＂敬大姐对记者说。19年前,打动敬大姐加盟最关键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每天播出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     

试论《榆树下的欲望》中爱碧对男权的反叛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爱碧曾被作为捍卫爱情的勇士而进入人类文学史的光荣榜,然而在剧中她从"妖妇"到"天使"的转变,并不是剧情发展的水到渠成,而是剧作家奥尼尔试图维护两性关系中男强女弱模式的一种努力,在文本背后隐藏的是对男权被颠覆的焦虑。女性主义批评通过对文本的重新阅读和阐释,以新的视角,在文本中找寻男权意识对女性在精神上的控制。当爱碧进入这样一种文学批评视野,发现虽然最开始她是一个男权话语樊篱的突围者,但她不过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解放者,最终又一头栽回男权话语体系的怀抱,通过杀婴,成就了一曲"伟大"的爱情绝唱。这变异的母性,实质是男权社会的作茧自缚。     

未来：伟大的人才能成为土豪

今天的土豪热其实是一个正面现象。如今的年轻人旧喻新用，用土豪这样带贬义的称呼，来表达一种真性情，不是与土豪为伍，而是与这里的真性情为伍。     

一场友情与爱情之间的较量

大学毕业前，我到市区一家报社参加毕业实习，每天跟着指导老师到处采访，结识了社会中各式各样的人。一天晚上，我与指导老师同去泉港区采访一位搞农业的专家，在受访人的家里遇到了她。本来，我以为她是这一家的小主人，后来才知不是。采访结束后，我们回市区，她也一同回来。既然同行，便多聊了几句，她说她也姓林．叫小妹。林小妹自称来自三明，刚毕业于一所旅游学校，这次是来泉州找工作的。到达市区，已经很晚了，出于礼貌，我们叫了辆车，先送她回去，而后就各自打道回府。整个初识的过程很平常，那晚，因对方是个女孩子，我不敢太注意她，连她长相是什么模样也很模糊。     

柔弱背后的强悍--《倾城之恋》中女主人公白流苏形象分析

本文以“女性强者”为视角 ,分析了张爱玲小说《顷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这一人物形象 ,指出白流苏是一个不受男人支配、摆布 ,具有强悍的自救精神的特殊女性 ,她以自己的老练与智慧主宰着自己的命运 ,成为了婚姻竞技场上的胜者。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的女性是如何在困境中“抗争”命运 ,改变命运的。她的出现既是一种希望 ,也是那个时代女性改变自己弱势地位的一个“榜样”① 。     

走出国民心态的误区

国民心态，是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心理反映之总和。其中既包含了一个国家成员长期形成的、符合该国国情的人格和行为方式，但更多地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社会精神特征。它可能是暂时的，但同时又暗示了长期积淀为民族劣根性的可能，不健康的国民心态倾向贻误的不仅仅是一代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而且对一个社会未来的走向与前途、一种文明的没落与振兴，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良影响，要务必克之。今天，我们在这里貌似浅薄地评点社会心态的某些特征，决不是无中生有或耸人听闻，也决不是夸大其辞或劝百讽一，而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

在主流叙事中，辅助生殖技术常被誉为不孕患者的“福音”。既有文献过于关注辅助生殖技术的外在情境，没有给予技术的受者尤其是女性的体验以应有的位置。基于作者在Z医院辅助生殖中心的田野调查，本文以具身化（embodiment）为方法论策略，试图连接社会文化情境与女性的体验，彰显生物与社会视角的交织。研究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不只是“希望的技术”那般简单美好，它带给女性的希望与焦虑并存。希望和焦虑作为一种具身体验，通过女性的身体传递出来，显示了社会文化情境和技术不确定性对女性身体的塑造；女性在感知这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从地方文化中习得策略，以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压力，从而带着希望继续治疗。     

“白手套”:中国富豪新“标配”

正一个月前,当了一年保姆的李桂敏终于攒齐了10874块钱的学费。经过体检、面试,她迈入了管家学校。大学毕业后,李桂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做家政,也就是大众口中的"保姆"。不过,管家学校里的老师告诉她,"保姆"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说法。正确的称呼应该叫管家服务师,是受管家管理的、从事家庭清洁工作的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在这一年,李桂敏接触到了"管家"这个职业,也找到了要往下走的路。大学生当"保姆"     

想演文艺片! 无敌晓晔“傍”上大银幕

苏蕾,何许人也?典型的现代女性,嫁了个长期稳定的金饭票——俗称:傍大款!去上班?那只是她闲得无聊时候的一个消遣。说话刻薄、喜欢嘲笑别人,却豪爽仗义,有什么事都冲锋在前,《丑女无敌》里她是丑女俱乐部的大姐大,当丑女们遇到麻烦,她第一个冲在前面摆平各种麻烦。     

简·奥斯丁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关注

奥斯丁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家,她进行文学创作的年代正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激进与传统相冲撞的18世纪末。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构建的,女性的价值是从男性的利益出发被评定的。面对妇女的地位、职能被严重贬低的状况,不可能所有女性就此沉默,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女性作家,她们借助自己的笔来揭示男女的不平等,反对男性文学乃至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桎梏,就这样,她们开始了对妇女的自我探索及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奥斯丁就是其中典型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傲慢与偏见》充分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汉语称呼语性别差异的变迁浅析

中国文化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当道，“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这使得“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成为女性语言和行为道德准则。这在称呼语中的性别差异中有所体现。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女性地位逐渐上升，男女地位趋于平等，性别语言的差异也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所减弱。本文将整理浅析从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到现代社会“女汉子”出现的汉语称呼语性别差异变迁。     

五保老人的大孝女——记江西省万载县三兴镇敬老院院长钟春娥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可是有人说她是女中豪杰,也有人说她是女强人、好闺女,但更多人说她是五保老人的大孝女。她就是江西省万载县三兴镇敬老院院长钟春娥。现年47岁的钟春娥,是1993年由该镇石蛇村妇女主任调任敬老院工作的。刚当院长时,院里的五保老人按习惯称呼她“钟院长”,而她总是笑着回答:“你们就当我是自己的闺女就是。”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钟春娥像对待自己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五保老人。82岁的李所香。50多岁时就双目     

酒吧里碰运气的女孩

枫要我把周末的晚上让给她，让她一倾衷肠。她领着我走进了一家我不知其名的酒吧，挑了个好位置，可以对整个包厢及通向舞厅的必经过道一览无遗。幽幽的灯光映着枫容光焕发的脸，才发现枫是这样的美丽，令我这样的大姐也犹爱不及。然而听完了枫的故事，我虽为之深深地惋惜，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来，我不忍伤害她的情感，也不愿证实自己对这故事不祥结局的猜测。其时，枫就象一只美丽无比的飞蛾，正悲壮地想要投入那一丛可以焚化她的灵魂的烈火中。枫在那家德国人常去的酒吧里，认识了他——“奥顿咖啡”，枫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呀，他太优…     

榜样的启迪

杨澜主办的中国首届职业女性榜样颁奖典礼上,一群优秀的女性走上时代的红地毯。她们,没有我们时尚人常见的风华绝代,她们,也没有富豪榜上的惊人的财富和伟岸的公司,我的心中甚至有小小的失落,她们真的代表着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女性精神吗?法医、环保人士,运动员、乡村教师……这个与新浪网联合调查达3个月之久,拥有万计调查数据评选出来的10位榜样女性,到底是以什么标准,反映着亿万中国职业女性内心的愿望呢?一位前速滑冠军。以小学4年级的水平读完博士学位,创造了中国最大的室内滑雪基地,她叫叶乔波,她说感恩运动员生涯,那     

马克思意识形态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区别

马克思一生创立了崭薪的哲学体系,可他却没有象他所批判的黑格尔那样给自己的哲学划上一个终结。马克思哲学自身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而且这一未封合的圆圈也是由供人学习、思考的问题点组成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点。意识形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个叫德斯图·德·特拉西的哲学家提出来的,     

女性的市场价值及定位──兼与郑也夫、孙立平先生商榷

今天，无论是男农民流入城市无活可干，还是职业女性的职业失落，其实不是一个社会劳动力资源性别配置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劳动力存在与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的配置问题。对此，仅以前智能时代的文化模式来进行解析或处理，显然都是有失偏颇的。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思维，平心静气地对女性的市场价值进行定位，其中最迫切的一项工作是对市场劳动力中性别分布及需求、家务劳动价值及婚姻中资源配置的定量分析。     

“拖油瓶”是旧时对改嫁妇女的一种歧视

旧社会妇女改嫁．前夫所生的子女被带到后夫家去的．俗称“拖油瓶”。对于这样一个奇怪的称呼，许多人百思不解。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拖有病”而不是“拖油瓶”。     

女性与人性的对话——谈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

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文学作家.她的作品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与母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魅力,从情感和欲望的两难层面彰显出人性的力量.她创作中的主角几乎都是处于极致环境中的弱女子,她们以强大而真实的生命力阐释严歌苓对女性的解读.在她的叙事中,"女性"的问题已经不是唯一的焦点,她将"女性"作为与"民族"、"文化"、"历史"等互有联系的部分被审视和书写.严歌苓试图找到一种能得到沟通的真正的爱,这是一种对更高更普范人性的探求,也许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却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     

关于词尾“家”的时代和古今关系——与吕叔湘先生等讨论

<正> 吕叔湘先生1949年写有《说代词语尾“家”》,详细地阐释了“谁家”、“我家”、“你家”、“他家”;“人家”;“自家”;“咱家”等四组代词的“家”都不是作领格用的,是非领格的用法,即是词尾。这是迄今为止讨论词尾“家”的最早,也最详细的一篇文章。因为撰写较早,有的认识不尽完善,本文试作一些补充和讨论。首先是代词之后附缀“家”的历史时代,吕先生虽未明言产生于何时,但引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