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太康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太康文学作为西晋主要的文学现象 ,在创作风格及方法上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文学的传统。太康文人不但继承了建安文人“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创作风格 ,而且对这一时期以“悲情为美”的审美思想也一并因袭下来。同时 ,亦继承发展了这一时期尚文辞、重音律的创作手法 ,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繁缛华丽的文风。在文学理论的建构方面 ,也展示出二者间的承传关系。     

从曹操看建安文学与政治的亲和关系

汉魏之际 ,文学与政治的亲和 ,自然而然地成了建安作家的共同选择 ,成了一个时代的倾向。”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 ,为走向自觉和独立时期的文学争得了荣誉 ,也为文学得到社会及当权者的认可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雅好慷慨”成为建安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时代精神 ,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作为其具体表现 ,就是建安作家群体对功名事业的追求。曹操的政治引领和文学实践正是这一群体追求的集中体现。     

论河北梆子艺术的燕赵文化内质

河北梆子是在山陕梆子基础上,又融合了河北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燕赵乡土气息的原生态性戏曲艺术形式.河北梆子艺术中所蕴涵的燕赵文化内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美学范式;二是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爱国情结;三是追求苦尽甘来的审美享受;四古朴厚重的民俗民风展现.     

苦闷的象徵——《洛神赋》新议

曹植是建安文学中之佼佼者,他在创作上的成就,不仅超过父兄,也超过建安七子及其他作家,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钟嵘把他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这评价是很高的。刘勰虽然为曹丕抱不平,认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但他也承认:“陈思,群才之英也”。曹植的诗赋,慷慨多气,情思婉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称得上是“建安风骨”的代表。钟嵘称他的作品“骨气奇高,     

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     

曹植儒道兼具的独特人格魅力

曹植是建安时期成就极高的作家,诗赋文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他的思想个性和文学作品,饱含道家的超脱与飘逸,又蕴含了儒家的昂扬向上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形成了他逸气纯、骨气高的独特人格魅力。     

三国赋的题材分类及其特征

三国时期的诗人大都爱好赋,善写赋,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曹植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说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王粲、徐干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赋家,他们的许多赋作受到称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     

论文化地理学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末清初崛起于燕赵大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及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地理学视阈来看,可以说正是独特的山水风物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浓烈的燕赵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特殊的时空熔铸了河朔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倾向.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蒙古族图形文化研究——浅谈蒙古族传统图形文化特征

辽阔无边的北方草原生活造就了我国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蒙古族草原文化,同时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图形文化特征。独特的生存方式、神秘的图腾崇拜、图形的审美习俗都与蒙古族的发展历程有着解不开的渊源。     

清人对曹植诗文的批评

清代是中国诗学集大成的阶段。清人对曹植诗文的批评体现在:对曹植文体的渊源流变中对其诗文的重新审视,对其诗文语义层面与文辞章法等进行的阐释,以及对其诗文的一些具体批评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清人以"厚"论诗,与人品结合以论诗文等批评特点,它是清代渐趋崇尚平淡、蕴藉诗文风尚使然,是批评者不同审美趣赏的体现,同时也当与清代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清诗话厚今薄古的倾向等不无关系。     

北方文化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

北方各地域文化对唐边塞诗歌的影响均很深远。关中的雄伟风格与历史意识造就了王昌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的音乐旋律前轻后重,这影响到岑参在北庭所作歌行对句尾用字的强调;北朝贞刚,燕赵慷慨,风格浑浩绵长,英雄气重、不著艳笔的特色影响了高适、卢纶、李益的诗作。     

试论阅读对曹植思想行为的影响

曹植是汉末建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建安之杰"。他之所以取得这样成就,主要与个人的读书、性格、人生经历和社会思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通过自己的阅读背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并理解当时的社会,反映并诠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精神世界,为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丰富史料。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经国之大美"与"经国之大业"辨析

本文是对曹丕、杨修说过的两句话的辨析,从它们的同中之异,见出曹丕、杨修、曹植三人在看待事功、辞赋、文章上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汉魏建安之际士人学养变化、士风转移的一种倾向.     

论燕赵文化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清鼎革之际崛起于燕赵大地的诗歌流派。燕赵大地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多彩的自然景观所构成的统一的文化环境,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熔铸了该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特征,使其以独特而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清初北方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曹植之于屈子精神的承继与新变

屈子精神之核心在存君兴国、修身洁行,以此两个维度,结合曹植建安、黄初与太和时期的诗文与史实考察,发现曹植建安时不讲修身,黄初时被迫修身,太和时方与屈原真正契合,强调为国以德,而修身也内化为其血肉,其大我人格形成;其次,曹植具有强烈的功、名渴望,前者与其因血缘产生的责任感及其卓越的才华纠结难解,而后者则与其对战功与素王之业的追求密切相关。这一强烈渴望所突显的个体意识是对屈原存君兴国以成就至善人生精神的新变。而在忠而不用的历史处境及由血缘而来的进退无路的两难困境上,曹植与屈原悲怨痛苦的心境极为相似。     

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地域特征分析

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与该民族的生存环境以及民族性格有着完全对应的关系,各民族服饰的结构类型、色彩理念、审美情趣、图案寓意等表现形式,是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理解与适应,以及在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民族服饰特征与地域民俗风情,是北方少数民族强调修德、追求完美、提倡宽容、崇尚和谐统一等民族精神的体现。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40年代大陆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大陆沦陷区的乡土小说虽立足于表达"与现代民族主义有深厚关系的政治性乡愁",客观上却倾向于呈现传统文化的诗意,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更为明显,并因此带有独特的审美价值.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表明,对曾长期浸染在封建文化传统中的中国而言,文化认同是双刃剑,它既能标明区别于"他者"的身份,也极易引向民族自恋的审美倾向中去,弱化对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因素的审思.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并不明显,一方面作家们并没有能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国家理性;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排斥,留恋于乡村文化中.     

北学与燕赵文化

学术思想的传承 ,学风的形成 ,学派的分布 ,往往具有地域特点 ,由此构成地域之学。地域之学的建立 ,可以涵养一地学风 ,传承一地精神 ,使一地文化绵绵不绝。地域之学是地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也是解读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北学作为燕赵之学 ,经历了创立期、经学时期、理学时期、综合创新期四个阶段 ,具有经世实学、兼收并蓄、厚重古朴、慷慨节义的学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