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考察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体系中应是民主决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元利益的表达者和整合者、协商结果的检验者和落实者.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面临主体性彰显不足、"嵌入"渠道不畅、协商作用不充分、制度保障不到位等功能"失调"问题.需通过强化社会组织自我适应,加强信任与认同,提供扶持与保障,优化主体关系和社会环境等路径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     

"后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

在市场化逻辑的冲击下,"原子化"村庄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类村庄中,原生型权威和次生型权威在村庄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村庄中的纠纷解决由于权威匮乏开始出现没有第三方裁决者的现象,村民常以"暴力"的逻辑来解决纠纷,在这种情况下,"迎法下乡"即引导国家权威的力量进入村庄,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     

老人社会的变迁与终结——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解读

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老人社会。老人集经验、知识、权力于一身,是社会权威的代表。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老人权威逐渐弱化,老人社会走向边缘化甚至终结。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关爱农村老人群体。     

社会权威结构与知识权威

本文从结构理论出发，重新审视传统的社会权威结构——暴力权威和资本权威，认为信息社会必须依靠知识权威，完善知识权威结构。     

论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基层人大是我国基层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实现形式。作为基层权力机关和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成效事关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从政治逻辑审视,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是由制度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观念整合四个方面组成的有机体系。从国家治理实践而言,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功能发挥和机制运行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完善人大政治机制,创新整合方式,实现基层政治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解读——从权威与秩序的角度透视

现代社会处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传统物质的乡土社会秩序遭到来自本身结构深层的裂变和外来西方工业文明等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震荡和不稳定如涟漪般泛延开来,形成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现阶段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宗族性质的黑恶势力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结合,对乡村秩序的破坏.     

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和思路

推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需要,是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资源的需要,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的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治理理念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权力分配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工作作风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评价标准从领导满意向群众满意转变.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搭建互动协商平台 加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利益冲突平衡难、供需脱节对接难、部门分割整合难、自体监督约束难等"四大难题".重庆市江北区搭建四大互动协商平台、加强协同治理、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有益探索给予社会建设重要启示:一要加强社会自我服务,培育公民责任意识;二要打造公共交流空间,培养公民沟通理性;三要树立社会治理权威,增强公民价值认同;四要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合作效率;五要完善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公民权益保障.针对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提出挖掘各地调解资源打造纠纷调解品牌,整合各地志愿者资源健全志愿者组织体系,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健全协同治理责任机制,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法院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更高的治理之责。然而近年来，基层法院出台大量应景式措施，出现解纷功能异化、资源分配不均、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规则供应不足、考核机制固化、司法的谦抑性等多方面的制约，根源仍在于基层法院在治理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不清。在回应型司法的语境下，为破解当前困境，应从司法谦抑和司法能动的关系出发，以个案裁判为基本引领，确认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应然定位是司法裁判。基层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循适度性、适时性和适格性的原则。基层法院应从源头预防、类案引领、诉内防治、风险管控四个维度打造“判决导向型”的协同化治理模式。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