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对苏共若干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陈独秀与苏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欢迎、合作到怀疑、批判的演变过程。在晚年,陈独秀对苏共的党内状况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苏共党极端缺乏民主、苏联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等重大问题。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对我们今天进行党的自身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启示

文章依据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理论,对经济基础的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和非公有制经济等基本问题作了重新认识。依据生产力标准,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发展一定阶段首先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既包括公有制经济,又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或“资本本主义尾巴”。     

在改革与停滞之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共党建工作的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科技革命引领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作为苏联唯一政党的苏共却在这30年走了一条大大的弯路,在党的建设上从改革转而停滞,终又回到了“左”的老路,从而为苏联剧变埋下了伏笔.苏联共产党这30年的党建工作的退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从苏共倒台看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苏联共产党在其执政的几十年里,没有解决好执政为民的问题,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失去了社会主义江山的教训深刻。中国共产党正是总结了苏共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交易成本与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机制

“交易成本”范畴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揭示了市场运行是需要成本的。但对于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使市场更有效率的运行，西方交易成本学者更注重正式制度的研究和设计。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较为全面、深刻地从哲学层面上论述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缺乏一个相应的经济学范畴来阐明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机制，引入“交易成本”范畴则可以阐明这一作用的机制，从而能使我们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     

拒腐防变的历史明镜——读《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有感

2011年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可谓正当其时.本文主要对<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的选题、方法和重点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评析,认为这是一部导向正确的学术力作.也是一部创新之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该成果的出版,为我们总结经验、居安思危、拒腐防变,提出了一面历史的明镜.     

宪法、"七一"讲话与我国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范畴刍议

马克思对“经济基础”的定义、我国宪法的规定、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均说明经济基础是指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那种认为经济基础仅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     

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矛盾的理论与实践——从中国领导人参与处理波匈事件谈起

20世纪50年代中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和相继发生的波兰、匈牙利危机,极大地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切实关注和真诚帮助下,苏共领导人适时调整了一定的策略和措施,对于解决当时的波、匈危机起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运用不同的策略与方法去对待不同情况下的特别是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做法和外交行为,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对后来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和思路,对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生产力发展与生态问题关系再认识——从乔纳森·休斯的"技术生产力"谈起

乔纳森·休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比较深刻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话题——诸如生产力、技术、历史唯物主义等.休斯将技术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部分的思想,或许更接近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而论说的技术与生产力的技术生产力思想、技术生产力与生态问题的生态危机解救的思想及鲜明彰显科学技术"双重效应"的思想,是休斯在批驳格伦德曼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展开其历史唯物主义视阈的再审视.休斯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观点进一步把握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以及剖析科学技术发展与生态危机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启思与参照反省.     

从笛卡尔到马克思——近代主观能动思想的承沿与新生

笛卡尔的“我”“我思”的发现标志着近代哲学的“主观”“主体”观念正式建立起来。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中,从笛卡尔开始,哲学从本体论中心转移到了认识论中心。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继承了为近代唯心主义所发展了的主观能动思想,将其具体化为人的能动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认识论发展到实践论．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主体能动思想与认识论中心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扬弃与新生。     

论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兼评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常光荣的历史。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苏联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 ,对自己的历史采取了错误的盲目否定的态度。这是导致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此为鉴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面准确地评价自己的历史 ,以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同一”说——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声音越来越强,制造“对立”自有其原因、实质和方法.论证“同一”存在较大的难度,但是,也不失可能性.让我们有所思考的是,是否存在一种思想,它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同一”则整个思想关系“同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分析该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得出它代表和体现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是同一、一致的.他们都是“决定”论者.从该思想的形成史来看,他们是“同创互补”的关系.     

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邓小平论苏联模式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深刻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根本原因,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他在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从黑格尔谈起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他指出,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讲,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李德顺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明确政治哲学在西方及中国兴起的现实原因,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即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则是这项研究当前最迫切和最实际的问题。吴晓明认为,作为近代政治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揭示了政治事务中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批判地拯救了政治哲学通向社会现实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现实”的重新发现,并给予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人——从原苏共亡党的教训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最近，我阅读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黄苇町同志著的《苏共亡党十年祭》这本书。1991年8月24日，是原苏共亡党、失去政权的日子。该书以史为镜，通过对苏共历史悲剧的剖析和反思，提出了苏共崩溃首先是信念崩溃、苏共因失民心而失天下、国家变色从权力变质开始、腐败能亡党亡国等发人深省的观点，作者从一个有着1500万名党员的苏联共产党稀里糊涂地被解散、被亡党的事实，谆谆告诫广大共产党员“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现有6000多万党员。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一个人来比喻，我们党好比一个人的身躯，每个党员好比躯体内的细胞，每个细胞都能正常、健康、有序地活动，这个人就能生龙活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超越与辩护——关于《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有过多次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在其新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结合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核心观点作出了新的理解,在学术界引起不少反响。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也撰写了专业书评,与孟捷教授商榷。《天府新论》编辑部于2017年6月9日邀请孟捷教授和赵磊教授在成都对话,围绕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中国当代制度变迁的唯物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实践范畴的解读等核心论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孟捷教授与赵磊教授从历史回顾到现实关注,从对具体案例的讨论到对本体论的思考,无论讨论的主题还是在讨论中发表的许多观点,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意义。本刊辑录了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文字已经发言者审订。     

充分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学习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他们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彻底贯彻唯物论的问题,即用唯物论思想去克服根深蒂固的唯心史观,完成社会历史观的变革。为此,他们在同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写下许多著作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论战的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新世界观的主要原则,着重阐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     

“三个代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谈起

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和确立,直接影响着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十六大把“三个代表”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必将产生重大的指导作用。     

论“物质经济基础”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关系——兼谈“人文发展观”

文章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人本主义”的启发下,参考了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这一国际级的文献,提出了“文化价值决定经济基础论”和“人文精神决定社会发展之方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