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濠梁之辩”的智慧

"濠梁之辩"包含了丰富的论辩方法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一段论辩。庄子逍遥无为的齐物论思想,惠子带有辩证因素的理性认知都体现在"濠梁之辩"中,先哲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以"濠梁之辩"为切入点,对先哲思想进行探究,挖掘先哲的智慧对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价值。     

"濠梁之辩"是否要继续下去

"濠梁之辩",千古佳话.关于庄惠二人孰赢孰榆,历来莫衷一是.本文从异类能否相知、他人能否相知,若相知、如何知,以及"鱼乐"与"知鱼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三个角度阐述了濠梁之辩的深刻含义.     

“濠梁之辩”是否要继续下去

“濠梁之辩”,千古佳话。关于庄惠二人孰赢孰输,历来莫衷一是。本文从异类能否相知、他人能否相知。若相知、如何知,以及“鱼乐”与“知鱼乐”之间的区剐与联系三个角度阐述了濠梁之辩的深刻含义。     

事实与事件——从濠梁之辩看哲学之本

对哲学之本的不同看法,会形成不同的哲学形态.以事实为本的西方哲学,是一种话语哲学.以事件为本的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说明了这两种哲学之间的不同.如果从话语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的胜者是惠子.如果从生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的胜者是庄子.中国学者多数认为这场辩论的胜者是庄子,原因在于中国人更喜欢将哲学作为生活而非话语来实践.     

从《庄子》之"野"看儒道互补

<庄子>之"野"与形上道体相联结,它或隐喻万物的自由之性,或隐喻道乡、道域的自由之境,而归根结底落脚于"自由".先秦儒家或"以礼论野",或"以仁义论野",其"野"归根结底落脚于"规范".庄子之"野"与先秦儒家之"野"的差异实际上揭示了儒、道哲学的整体差异.因此,庄子之"野"不仅是理解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在客观上成为透视儒、道哲学分途、互补的一个重要视角.就后者而言,它所揭示的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矛盾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作为庄子思想历程起点的《逍遥游》:理蕴及意义

<逍遥游>中,庄子以破"小大之辩"为起手,进而揭示了突破生存的"有待"状态之后的新境界,以解决"小大之辩"被消解时所出现的相对主义后果,事实上已将思想探索的可能性指向了无所不包、同时又是最终意义所在的全新"道"概念.但是庄子并未用"道"作为相应的名词来标举他的新思想,而是在沿袭传统与全新突破之间选择了作为过渡性的"天地""六气"及"无己"、"无功"和"无名"等辞语,这标志着其思想探索尚处于开端.庄子思想在破"有待"而认识到存在的相对性时,并未陷于其中而消解思想自身的探询及其意义,而是表现为精神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天地(万物)"作深度把握的进取姿态.     

论庄子的自由观——庄子《逍遥游》的哲学阐释

从哲学的角度对庄子<逍遥游>的价值和意叉进行新的阐释可知,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具有根本的差别,老子之"道"是一个处于"无"、"有"之间的混沌整体,而庄子之"道"则是一个在想象中万物并呈的现象整体.庄子以其之"道"提出了人的精神自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精神世界的心灵自由和物质世界的行为自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绝对自由及相对自由,提出了人的四种不同的精神境界.与此同时,庄子在<逍遥游>中还广泛地涉及了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与政治功利性的人生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的真实性与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事物的精神价值与实用价值等一系列哲学命题,构筑起内涵丰富的精神自由的观念,并成为其整个人生哲学体系的思想基点.     

海德格尔的"濠梁之辩"

海德格尔曾经通过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来帮助人们理解他的"论真理的本质"这篇讲演的内容.这场著名的论辩是一个关于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争论.有论者认为在这场对话中庄子采用了诡辩的方法来回应惠施的诘难,最终陷入一种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更有论者以此为依据来判定"濠梁之辩"并非庄子思想的表达,而是庄子门徒对其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者说误解,不能体现道家思想的真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庄子文本本身中去,我们会发现这段著名的对话即使不是庄子所著,至少也延续了庄子哲学的精神,其中的深意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辨析才能显现.庄子通过将惠施逼入理解的真空状态,使得理解的可能性自发地显现出来,对以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代表那些独断论和述诸自明性的立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而作为这种独断论主张之基础的表象性思维正是海德格尔关于真理之本质问题的讨论所要向我们揭示的.     

庄子“道”的和谐生态之维

庄子之"道"指向的是万物,既包含人类社会,也包含自然生态,更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其中,"天地之一气"是"道"的呈现形态,人类与自然界都是气化流行的产物,有利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安时而处顺"为"道"的客观诉求,要求人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防止恣意妄为;最终,"至德之世"是"道"的至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形成一幅和谐生态的美好画卷。生态和谐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庄子"道"的和谐生态之维可以带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发。     

理解何以可能——由濠梁之辩引发的思考

濠梁之辩显示了庄子对理解问题的哲学思考,在理解问题上庄子关注的是理解何以可能。庄子认为境域差异和成心引发的是非之辩,是阻碍相互间理解的两大因素。境域偏狭者拘于一方,难以理解大道;自师成心者相互攻讦,理解却被是非之争所取代。针对这两大理解之蔽,庄子以"道通为一"的理论,肯定了差异与相通的并存不悖,警醒人们不能自我封闭,应用"以道观之"的视角俯视差异,应对是非,以不断生成和更新的状态容纳他者、理解他者,这构成了庄子对理解何以可能的一种哲学思考。     

死生一如的生命情调

《庄子》一书多寓言、重言和厄言,“以厄言为漫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以下均注篇名),凝聚了荆楚文化里浓厚的神话气息,庄子以象征的笔法点化了自然界的山水禽羽,在生命中饱蘸了田原山川的灵秀。(这同代表中原文化系统的儒学仅以人格安放于山水中间的人本思想正好异趣)在他的濠梁之辩里,蝴蝶梦中无不浸润了这种浪漫仙羽的神韵气赋。 寓言使横际于自然和人之间的隔阂冰释了,人的个体生命融于宇宙生命之中,浑然同体,浩然同流。质言之,这已然就是道家     

庄子哲学的“是非之境”

本文认为"是非"问题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关键。"百家争鸣"是庄子反思"是非"的思想背景;"是非无定"的逻辑困局以及"成心"是产生"是非之争"的直接原因。在庄子看来,"是非之争"有三个弊端:异化个体的心灵,扰乱社会价值,也是"道之所以亏"的最大诱因。由此,庄子提出了"以明"、"以道"的方法,分别从心灵和天道两个方面观照外物,以消解"是非之争"对人、世、道的三重伤害,从而超越"是非之争",而进入"理境"与"境界"相交融的"是非之境"。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庄子与尼采的生命美学比照

庄子和尼采在通向"逍遥游世"与"醉艺狂欢"的自由之境时,庄子主张个体应依托"心斋"、"坐忘"的方式来荡涤一切违背本性的外在羁绊,达求返璞归真、与道为一、自在逍遥的自然澄明之境;尼采则追求个体要历经从骆驼、狮子、小孩的精神变形,持守本真性灵,最终成为具有强力意志的充满激情与创造活力的生命舞者。庄子的"至人"和尼采的"超人"虽说皆是理想人格模式,但庄子推崇在"清静无为"中彰显性灵,尼采却信奉在"狂放有为"中创造人生。     

《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发微

《庄子·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中所谓无“正处”“正味”“正色”或无同一之“是”,是对“诸处”“诸味”“诸色”与“诸是”的简别与区分;而真正为庄子所称述的“道通为一”之境,是对此简别与区分的一种超越.“知”与“言”相互关联,由王倪三答“吾恶乎知之”之旨趣以至“至入神矣”的致思理路,略可领会庄子之学的神致:世界本浑然为一,而人为之“言”却改变了其浑朴面目;唯有齐其“物论”,方可达于万物齐一(“齐物”)之境;唯有“齐物”,方可泯除物物、物我之别而彼此“无所待”;唯有“无所待”,方可达于“逍遥游”之境;而唯此“逍遥游”之境,方可称得上“至乐”.     

“仁”与“敬畏”——儒家与施韦泽的道德生命观比较研究

儒家关注并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但更看重"仁",主张"践仁知天",通过"以道制欲"、"泛爱众而亲仁"等达致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天地境界。施韦泽依据人与万物的普遍联系,肯定一切生命的平等存在,提出敬畏一切生命的伦理主张。尽管儒家与施韦泽思考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的角度不同,"仁"与"敬畏生命"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他们都强调对人生命的尊重和关爱,都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崇高精神境界,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能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道盛与方以智师徒的“托孤”说

庄(子)学史上,“以儒解庄”者不乏其人,但以明末清初曹洞宗高僧觉浪道盛的庄子“托孤”说最为奇特,他不仅“以儒解庄”,更且直接指认庄子为“尧孔真孤”,认为庄子得孔子真传,庄学是儒门嫡系,如同禅为佛教的“教外别传”,庄为“儒宗别传”.道盛此说经其弟子方以智《药地炮庄》的传播,在庄学史上留下一段公案.“托孤”说是如何提出的?在当时用意为何?道盛、方以智同时代人对此似乎均“心知肚明”,即庄子、道盛、方以智之间的全方位互托,这也是庄子之孤、遗民之孤与宗门之孤的风云际会.奇怪的是方以智身后三百年来的庄学研究者却鲜能善解,一个当时的“公开秘密”被后人搞得云里雾里,真相越辩越模糊,很有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的必要.     

庄子“真人”论

《庄子》一书洋洋乎十余万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庄子·天下》,下引《庄子》之文只注篇名）不为王侯将相之安邦治国,不为圣人君子之普渡众生,只为要塑造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天下》）,“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的理想人格──“真人”①。正如司马迁所说,庄子“其言　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②。本文旨在探讨庄子“真人”人格的理论根基、品格特征和修为之法。一、道通为一庄子在《齐物论》第一段中为我们展示了两幅极其精彩…     

“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作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慎到等主张的“齐万物以为首”与《庄子·齐物论》之间既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亦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在慎到那里,普遍、整体之“道”乃“齐物”之根源;在政治建构层面,慎到以客观之“法”来充实或落实上述一体之“道”的内涵;同时,慎到还主张通过“去己”来达成一种无是无非、无知无识的理想存在方式。与慎到的“横摄之齐物”相比,以“道通为一”为要旨的《齐物论》呈现的是一种“纵贯之齐物”:在庄子那里,“道”并非慎到那样的消解差异、统一多元的同一性本质或本体,而是可以让差异、多元之万物得以均等共在并成就其自身的“大通”之境;所谓“丧我”,亦不在于泯灭主体之智慧与灵性,而归向“适己”“游心”之逍遥。     

道德理性与艺术精神:唐君毅庄子美学阐释

台港新儒家学者唐君毅非常重视中国艺术精神的阐发及重建。从道德文化哲学角度,他把艺术精神理解成道德精神之"用",显出浓厚的儒家本位的立场,但当他悬置"道德理性",论中国艺术"虚实相涵"之特质,"生化无穷"之"化"境,都深契于庄子哲学,并呼应着他早于徐复观近20年提出的道家"纯粹之艺术精神"一说。唐君毅对"郭象注庄"之"自然独化"一义的延伸阐发,揭示出庄子之"道"实通于中国艺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