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楚政权统治集团本土化略论

马楚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以今湖南地区为主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在近七十年的统治过程中,其统治集团经历了一个由蔡州军将集团到马氏家族集团再到湖湘土著集团的变化,发生一个统治集团的本土化现象.马梦政权统治集团的本土化是南方九国政权中外来统治集团本土化的典型代表,对揭示五代十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规律具有启发意义.     

“真主”观念与五代政局嬗变

真主观念是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是与割据政权的僭伪帝王相对立的统一象征。其指称变迁先后经历了后梁至后汉真主身份飘移无定、后周真主当出中原、宋初真主应命而出三个阶段,时人的政治判断与举措言行也深受其影响与牵制。真主指称的变迁反映了政治局势的演变和中原政权统摄力的逐渐恢复与加强,体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互动。     

荷兰1581年誓绝法案与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之比较研究

与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类似,荷兰1581年誓绝法案也是早期现代国家的立国纲宪,本文试图以比较法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对荷兰1581年誓绝法案加以初步介绍,并对其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制度史中所处的阶段与地位做一简要评述,以求抛砖引玉,扩展现今宪政史学界的研究视野与理路。     

局部执政的继承与创新——工农民主政权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比较研究

工农民主政权与抗日民主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两种政权,作为新兴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二者在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政权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本文主要对二者的政权建设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得其规律性认识。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军镇势力的发展与中晚唐五代县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中晚唐五代以来,镇作为军事系统的权力末梢,介入县级政权对地方的管理,导致县司权力的衰退和县级官员的闲散罢废。但对于县级行政体系和整个地方行政体系而言,镇作为最初的军事据点介入地方行政管理,亦为唐宋之际县级行政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契机。镇的逐步行政区化促进了县域的合并与重组,镇将参与行政事务管理、镇将与县令的兼任,则促使宋初县司实现了新的军政合一。镇的发展某些层面上在唐宋之际县级政权的转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弘光政权是明崇祯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之后第一个南明朝廷,它与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存,最终为清朝所灭。为什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胜于对手以及据长江之险的南明弘光政权在短短的一年就灭亡了,而清朝为何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经过对双方的用人政策、吏治和惩贪政策、赋税政策以及治军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弘光政权的政策具有腐朽性,清朝的政策具有进步性。     

朱元璋与李自成农业政策之比较

朱元璋和李自成两大农民领袖的不同政治命运与其实行的农业政策密切相关。朱元璋渡江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的农业政策，不仅赢得了人民支持，而且为灭元建明奠定了物质基础。李自成在建立襄阳政权以后，未能实行任何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业政策，仍以攻城略地作为取得军队物资供应的惟一手段。虽然取得灭亡明朝的伟大胜利，但很快走上失败的道路，其教训是深刻的。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从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来看,袁、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素质,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怨诗楚调考论

"怨诗楚调"产生于汉代,是以清切哀伤的楚声为歌,以哀凄悲怨的丝竹之乐演奏,带有固定表演程序,以本事为支撑抒发蒙冤屈志、相思被弃、伤生叹命之怨情的一类歌诗。东晋以后,随着音乐功能的衰退,怨诗楚调逐渐指代以源初本事为中心抒发怨情的一类诗歌,进而成为凄怨哀伤风格的代称。     

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通过对鄂东地区出土的有完整发展序列的春秋中晚期楚器的型式分析,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出土器物的比较,认为鄂东地区沿麻城、黄冈一线在春秋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典型楚文化特征一致,即该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的坤舆。结合当时的历史地理情况可以看出,鄂东地区在春秋中晚期为楚国东部边境,是楚国与其东邻诸国争战的前沿;目前发现的鄂东地区麻城、黄冈一线的春秋中晚期遗存与楚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关。     

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

本文引用大量中韩文献史料论证韩国古展韩居民是楚国的罗氏、卢戎之后裔,他们是在秦朝来年跟随着方士韩终到的韩国.檀君神话是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出现的,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新罗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神话中融进了大量中国楚文化的色彩.事实说明,韩国文化主流与中国楚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西太平洋新军事联盟的危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

西太平洋新军事联盟作为美、日重构亚太安全格局的危险举动,由于利益的博弈,正面临着难解的“囚徒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部分国家寻求部分共同安全利益,这种囿于冷战思维下的霸权主义心态在军事上的反映是严重背离国际制度原则的。只有坚持强调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才可能真正重构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所需国际制度。     

论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四五百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表现得极其不同,而这一点的实现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关系。本文重在从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这一角度来研究楚国王权的实现。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