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产用益物权——兼评我国《物权法》第117条之规定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对他人动产利用的需求,动产用益物权相较于债权性的利用方式,能够为利用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护机制。我国《物权法》第117条对动产用益物权的确认打破了＂用益物权只能以不动产为限＂的思想观念,是对我国物权理论的一次革新。但由于《物权法》没有规定动产用益物权的具体类型,导致了第117条与第5条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调整两者关系的途径仍应取决于我国物权法是要改采宽松的物权法定,还是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     

论用益物权在物权法中的地位——以土地用益物权为例

用益物权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现代物权法的重要发展趋势 ,有些学者主张用益物权在物权中的“中心”地位的观点有待商榷 ,以土地不动产为例可以进一步论证完全物权 (所有权 )的地位才是物权的“中心”。在立法和实践中当务之急是整固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力 ,即完善土地所有权的效力和实效。     

论我国现行用益物权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自20世纪以来,所有权呈虚化倾向,所有权绝对性受到抨击和动摇。因此物权立法出现他物权优位化。其中用益物权的地位尤为重要。关于如何建立科学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学界分歧较大。针对现行用益物权制度的主要缺陷与不足,提出了完善用益物权制度的几点构想。我国用益物权的体系应由地上权、地役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典权、居住权、空间权、特许用益权八种具体用益物权的类型构成。     

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探析

用益物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狭窄却限制了用益物权充分发挥其作用。本文试图探讨众多不同客体成为用益物权客体的可能性,使得用益物权能更充分的发挥所长。     

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探析

用益物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狭窄却限制了用益物权充分发挥其作用。本文试图探讨众多不同客体成为用益物权客体的可能性，使得用益物权能更充分的发挥所长。     

自然资源利用权对民法物权理论的新发展

自然资源利用权是一组新兴的权利群,其权利类型包括水权、探矿权、采矿权、养殖权、捕捞权、狩猎权、采伐权以及放牧权等。自然资源利用权与传统用益物权有很大的差异。自然资源利用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也亟待协调。自然资源利用权催化民法物权理论发生变革: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物权法的价值之一;应该从客体的角度对我国的用益物权进行分类;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与不动产的含义应重新理解。     

物权法定背景下农地用益物权的张力

中国《物权法》规定了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严格限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被认为奉行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通过对物权法定主义的历史渊源进行考证,剖析其自肇始起即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语境、与民法意思自治理念冲突并使其自身体系封闭的僵硬特质,揭示在中国农村现有土地物权法律体系的背景下,农地用益物权在物权法定中法的渊源、用益物权的权能及民法平等性方面突破物权法定的藩篱而应具有的张力,为农地用益物权法律的修改完善提供参考。研究认为,及时立法、衡平与特别法优先适用和法律拟制可以使农地用益物权法具有包容力和扩张力,是克服物权法定僵化性所带来弊端的重要手段;农地用益物权在权能上应具有张力,只有赋予农地用益物权以接近于所有权意义上的相对完整的权能,才可使农地用益物权人享有各种实体和程序性权利;除法律有规定以外,物权法主体应呈现平等性和广泛性,获得法律平等保护。     

用益权思考——兼论租赁权的物权性和债权性冲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资源有效利用目的的肯定,用益权的完善就变得甚为重要.而我国目前对于用益的概念只有用益物权,且范围介定也非常狭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中对各种用益现象的法律认定.而我国用益物权本身又与债权的法律规定在法理上存在着争议,引发学者众多讨论且矛盾未能很好解决.故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观点,思考用益权体系的完善.     

用益物权视角下的信托受益权

信托受益权的法律性质是信托法的重大问题,对此问题国内外理论界都存在多种学说且未形成主流观点。目前主要存在物权说、债权说、折中说等不同观点。从物权相关理论以及信托内涵分析,信托受益权具有对抗性、支配性和追及性,并且规定为物权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可以将其纳入用益物权中,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的用益物权。     

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生成机制与规范重构

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机制的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各自然资源单行法及其相关配套中,立法分散、规则繁乱,导致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机制识别上的困难。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机制包括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权源和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生成机理。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而非行政权。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由出让行为设立而非行政许可。基于此,应对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生成进行规范重构。应调整“申请+审批”的行政许可方式为“出让+登记”的用益物权取得方式。自然资源用益物权应以转让为原则,不允许转让为例外。切割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登记与行政登记,回归其物权登记属性,并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管理。     

论动产用益物权制度设立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用益物权客体主要为不动产,这一认识已成为民法理论的主流。我国《物权法》17条只是在概念上对动产用益物权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而没有规定具体的动产用益物权类型。如此一来,在坚持物权法定的我国,动产用益物权的身份实难确定。实际上,用益物权客体不限于不动产,动产用益物权自罗马法就存在。在“物尽其用”成为物权立法指导思想的今天,动产用益物权凭借其制度优势应当重新焕发其制度的光芒。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及其法律保护——《物权法》出台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会引起许多矛盾和冲突，立法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要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必须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必须为其提供通畅的救济渠道。另外，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克服的弊端，法律上应当提供复数的农地经营模式以供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公物利用中的权利型态及保护制度论析

公物包括公众用公物与行政用公物。公物上的公权主要是指公务用物物权和公益用物物权,公物上的权利应根据不同情况及权利属性进行利用及处理,这将指导当下的公物立法活动。公物利用的保护应当建立公物利用的实现制度及公物利用的救济制度。     

论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三种研究视角

土地用益物权制度的研究在当前中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对相关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思考更是科学解读该问题的关键与核心。目前,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传统法学视角、传统经济学视角和法经济学视角。传统法学视角关注该制度在规范层面的理解和运用;传统经济学视角重视对该制度的绩效进行经济分析;而法经济学视角由于实现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结合,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结合,图表分析与案例研究的结合,比较制度与历史分析的结合,故而取得了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与超越。     

狭义土地承包经营权特殊用益物权性质及其流转保护

规范和引导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市场,前提是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所流转土地权利的属性,但我国立法及相关理论研究对此都缺乏明确的解释。以区分两种涵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起点,从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关系、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三个方面,分析了狭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用益物权性质,指出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承包本集体土地的权利,具有不同于一般用益物权的特殊性质,是接近自物权的他物权,是法律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重点。土地流转中除了土地互换外,转移的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是土地使用权,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规范措施。     

论《民法典》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的存续

基于居住权制度本身的“住有所居”和“意思自治”目的、用益物权体系构造上的一致性和实践中的减纷息争需要,居住权应在替代住宅上存续。实现路径上,存在物权回复说、物上代位说和重新设立请求权说。用益物权具备物上代位可能,先前无此主张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皆为具有主体身份限制的土地用益物权。人役权立法例中,赋予居住权物上代位性也已比较普遍。因此,物上代位说更有助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确定性、秩序性和保护居住权人权益。     

有关空间权立法的若干思考

从分析空间权概念与产生背景入手,探讨了空间利用权与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的关系,据此提出了确立空间权独立法律地位的必要性,进而重点论述了采取基本法与单行法并举的空间权立法模式,论述了空间权的设定、客体、取得条件、权利限制等相关立法内容,并就上述内容中需要加以明确的若干问题做了专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