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发展的模式选择与实施路径——以南非"国家青年政策"为例

自21世纪初启动"国家青年政策"等一系列青年发展政策以来,南非侧重于积极青年发展观,确立了内在赋能的青年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由内至外"赋予青年内在发展潜能的发展道路,颇具特色。在这一青年发展模式下,南非围绕内在赋能青年发展而形成了多元路径,坚持强健体魄这一基本性前提,遵循教育育人与经济参与的内外双重路径,实现赋体之能、赋智之能、赋行之能,合力发挥南非青年的内在潜能优势。总体而言,南非"国家青年计划"对我国促进青年发展有较大启示,应以内在赋能为牵引,打通多元施策领域;以整体框架为统领,打磨青年发展方法;以青年发展为本位,统合多维发展路径。     

职业体系中的分化与不平等——对涂尔干命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中职业体系的分化对当前社会的分层秩序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涂尔干的经典命题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渐进转型中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本文通过把初职获得与收入决定的过程统一起来，对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是如何通过所在的劳动力部门作为中介，进而影响到个体收入的路径加以分析，提出中国的渐进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力部门中已经产生了经济地位上的分化，在初职进入劳动力部门的过程中，个体的先赋因素比自致因素作用大；而在收入决定过程中，自致因素的作用更显著。     

香港青年住房分层:层次划分及影响因素

香港近年来房价节节攀升,导致香港青年住房问题日益突出。青年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住房问题关系到香港青年的幸福指数、生活质量、社会安全感及归属感。文章根据住房的买卖市场和租赁市场并结合香港的"公屋"编配制度,将香港青年住房自上而下划分为私人永久性房屋阶层、资助自置居所房屋阶层、公营租住房屋阶层、临时房屋阶层;同时分析了房屋计划、人力资本、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四大因素对香港青年住房分层的影响,探索解决香港青年住房问题、提高香港青年居住质量的政策路径。     

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

当前,青年人才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且因其具有高成长性和流动性,成为各城市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基于2018年4—6月对杭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性别、收入等个人特征因素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显著,男性青年人才和高收入水平青年人才倾向具有更高水平的城市根植意愿。城市认同因素中城市市容环境、城市文化认同度,城市归属因素人脉圈子、感知的尊重,发展预期因素中就业机会、职业预期对青年人才的根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认同因素中排外倾向、发展预期因素中生活成本等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产生负向影响。此外,不同收入层级的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表现出异质性,高收入青年人才群体根植意愿受生活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是相较于较低收入的青年人才群体,他们受城市文化底蕴、社区文化参与、职业预期等因素影响更为显著。结合研究,本文就着力破解制约青年人才根植意愿的障碍,增强人才与城市的黏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青年幸福感追踪研究

近年来，幸福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对上海青年幸福感的实际研究发现，5年内上海青年的总体幸福感基本稳定在7．07分（满分10分）左右，除去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背景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青年自身的先赋因素（性别、出生年代、户籍、是否独生子女）和获致因素（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单位类型、婚姻状况、收入水平）都对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西安市主城区住房租金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住房与居住空间格局深刻反映着城市地域上的社会经济状况,是认识城市及其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从住房租金考察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居住空间研究的新领域,利用住房租金特征指标研究西安城市居住问题,用定量方法揭示西安市居住空间的分异规律。依据西安市主城区2014年7月份的964处住房租金交易信息,借助GIS、SPSS、Sufer等软件对西安市主城七区住房租金的空间分布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西安市可供出租的住房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偏南的雁塔区、碑林区和莲湖区;(2)西安市住房租金呈现出"中心高、四周低"的空间格局与"居住郊区化"的趋向性,雁塔区租金普遍较高,最高值出现在曲江街道办,长安区租金普遍较低,最低值出现在引镇街道办;(3)通过回归分析,综合西安市主城七区所有租房交易数据,得出影响租金影响因素主要有住房配套设施、装修情况以及商服设施等。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青年的社会冲突意识研究

了解城市青年对社会群体间冲突的感知,并找到产生这种冲突意识的根源,对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公平感是影响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的重要因素,以往学者未关注的信任因素也对冲突意识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政治信任"和"一般人际信任"因子,所以,对政府权威机构的信任和社会一般他人的信任都可以有效降低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     

城市青年结婚消费问题的思考

结婚消费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消费，直接反映城市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该文以当代城市青年结婚消费为主线，以安徽宿州为研究案例地，采取调查问卷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运用功能主义等相关社会学理论，详细描述了当代城市青年结婚消费的状况．认为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当代城市青年结婚高消费的主要原因，揭示当代城市青年结婚消费中存在的年轻人“啃老”及其心理压力问题，提出从宣传、教育及服务三方面入手．倡导城市青年结婚消费合理化、理性化。     

当代都市流动青年婚房获取困境

以都市流动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调查青年个体及家庭婚房获取的动机和策略实践,在"制度—行为"的分析框架下,探究当代都市流动青年婚房获取的困境所在。研究发现,在行为取向分类上,青年个体展现出规范型、工具型和期望型三种婚房获取动机;青年家庭互惠分别采取了全款购房、按揭购房和过渡住房三种婚房获取策略。制度逻辑整合下的国家福利政策(属地性社会保障、剩余型住房政策、低位的家庭支持)对上述动机和策略产生影响,导致后者呈现出异化和冲突的制度病理。动机异化内隐的是占有、投机和交换的制度逻辑;策略冲突体现在个体生命历程弱势期和市场化逻辑相冲突,"去家庭化"意愿和"家庭化"现实相冲突,家庭责任过重和低位的家庭支持相冲突。因此,青年婚房困境的疏解急需系统性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以减轻青年家庭负担压力,使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保障青年群体共享住房发展成果。     

城市化视域下"空巢青年"的归因分析与理性审视

"空巢青年"的兴起与城市化息息相关."空巢青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家庭核心化后家庭资源聚集的可行性产物,是青年个性发展和主体选择的结果.在城市化进程中助推"空巢青年"的健康成长与发展,需要我们打破标签,树立对"空巢青年"的理性认知和正确态度,正视"空巢青年"面临的困难及潜在的风险,构建城市共同体,推动"空巢青年"向"筑巢青年"转变.     

规划得益视角下政策性住房的市场配建模式研究

市场经济下,利用商品住宅用地配建政策性住房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住有所居"的重要保障。基于规划得益的视角,分析政府政策、规划干预、市场资本在政策性住房市场配建模式中的作用过程;基于商品住房和政策性住房之间的物理隔离,探讨资源差异化供给的内在资本逻辑和主体影响机制,提出单一经济属性的"以房养房"配建模式边缘化使用主体,是混合居住产生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建议强化"人"的角色参与,建立"住房—人才—产业"互动关联的发展思路,通过引入"交通+""就业+""服务+"等创新模式,扩大政策性住房的配建渠道;完善地方政府"产业运营者"和市场主体"物业运营者"角色,"以产养房"带动城市中低收入居民全面发展。     

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本研究基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香港创业青年及其所在创业孵化基地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获取质性数据,通过对质性数据展开扎根分析,提炼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创业动机（营利动机、自我实现动机）直接影响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个体内在因素（创业者个体特征）和大湾区情境（创业环境、创业资源）是动机转化为行为的重要边界条件。建议推进粤港融合发展,以新技术提高创业服务质量,改善大湾区普惠性报道,同时以数字经济驱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吸引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     

从“保障层”到“驱动层”：青年政策纵向扩散的三重实践

中国青年政策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标,兼顾青年的福利获得和青年作为能动主体的作用发挥,更注重"青年优先"理念的传达和青年群体的动员引导,各个层级政策制定主体具有较大创新空间。政策的传导并非简单执行,而应被界定为"政策扩散"。作为青年政策主要推动者的共青团,同样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对青年工作的更高要求。青年政策扩散是以党政意志的制度"保障层"、资源汇聚的"吸纳层"和强大动员"驱动层"有机结合并相互转化,这三者共同作用于政策效能的提升。     

城市能源绿色消费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2+26"城市为例

笔者借助信度效度检验方法对构建的"2+26"城市能源绿色消费水平评价指标科学性进行检验,采用熵值与TOPSIS结合法对能源绿色消费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时间和空间的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演变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能源绿色消费水平在时间维度上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山东省部分城市出现"先升后降再升"的波浪形趋势,河北省、山西省和河南省部分城市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特征;空间维度上历年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北高南低"分异规律.影响能源绿色消费水平变化的指标主要为科学技术支出、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政府应合理控制财政支出比例,把握好绿色防治理念,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精神、大众文化与青年社会化

现代化不仅伴生了大众文化也伴生了城市化。青年的主体部分集中在城市,城市恰恰又是大众文化的天下,而以商业文化为本质的大众文化由于它的平面化、世俗化,成为青年社会化的文化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大众文化的品质,以改善青年社会化的文化环境,成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可以以塑造代表先进文化、体现社会主导型价值观的城市精神,来提高大众文化的品质,从而为青年的社会化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     

后世博时代青年素质发展探析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当代青年在感受世博、参与世博的过程中,以自己旺盛的青春活力和开放姿态,不断接受新观念、呼唤新精神、演绎新时尚,以青年特有的开拓精神和创造潜力,不断催生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在体现青年新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品位的同时,为城市发展和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动力。世博会在上海召开不仅对上海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市民特别是青年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对青年素质的提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个体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文明与市民素质是长期认知和行为的积淀,那么,后世博时代青年素质仍会持续深层次发展。     

职业青年互联网使用:数字原住民特征与数字鸿沟

基于"数字鸿沟"和"数字原住民"的视角,分析社会结构和互联网经历对上海"80后""90后"职业青年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研究发现,"80后""90后"青年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代表,在互联网经历上与"70后"有较大差异。在不同的互联网使用上,社会结构和互联网经历的影响效应各有侧重。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     

从"保障层"到"驱动层":青年政策纵向扩散的三重实践

中国青年政策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标,兼顾青年的福利获得和青年作为能动主体的作用发挥,更注重"青年优先"理念的传达和青年群体的动员引导,各个层级政策制定主体具有较大创新空间.政策的传导并非简单执行,而应被界定为"政策扩散".作为青年政策主要推动者的共青团,同样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对青年工作的更高要求.青年政策扩散是以党政意志的制度"保障层"、资源汇聚的"吸纳层"和强大动员"驱动层"有机结合并相互转化,这三者共同作用于政策效能的提升.     

转化性成长:劳动家庭子女学业成功的密码——基于家长参与的视角

家长参与在家庭资本影响学生学业成就获得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家庭资本占有量的不同会外显为家长参与方式的差异。对6名取得学业成功的劳动家庭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劳动家庭家长的参与方式具有"以乡村观念为底色,以城市渲染为呈现"的二重性。因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导致的家长参与方式不利于帮助子女取得教育优势,但经济资本和情感资本的相对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使子女获得了较高的先赋性资本。劳动家庭子女依靠自身强大的"转化能力",能够将家庭内外的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批判性地获取和创造性地建构有利于学业成功的后生性文化资本,把自己从家庭资本的被动接纳者"转化"为文化资本的主动建构者,进而取得学业成功。     

“80后”“90后”的偶像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型与嬗变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偶像变迁是观察不同时代青年价值发展变化的一种独有视角。对上海青年的调查发现,偶像崇拜现象仍然是青年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和以往世代相比,"80后""90后"的偶像崇拜现象表现出几种新特质,一是去偶像化比例有所上升,二是选择不同类型偶像的主动性增加,三是所崇拜的偶像类型中生产偶像比例开始超越消费偶像。从当代"80后""90后"的偶像选择来看,很难用单一的后物质主义来解释,生产型偶像的回归显示中国青年价值的变迁受到物质—精神两个层面的深刻影响,以混合价值观为代表的"双重现代化"价值正在对青年偶像崇拜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