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分析

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成自身的循环与再生,从而实现乡村精英转换。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反应,乡村精英转换反作用于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精英转换会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利益格局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新乡村精英群体的出现能够实现乡村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与稳定。     

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

公共空间凭借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孕育着社会秩序基础的生成。村庄社会关联作为乡村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乡村变迁场景中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依凭村落公共空间便可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大致轨迹。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1937)

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和交通工具这一双重属性既为乡村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近代企业,又为农矿产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促进了沿线乡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职业变动。同时,乡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也影响着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人口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进而又推动了铁路沿线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居民逐渐向近代产业工人或工商业者转变,由村庄居民转变为市镇居民以至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铁路由此成为影响沿线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     

西北地区乡村经济伦理的变迁

乡村经济伦理的变迁与经济制度或体制的转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北地区传统乡村经济制度呈现出公私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村落与部落经济结构,多种分配方式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基本特点,与之相适应的乡村经济伦理主要表现为勤勉重农、公平交易、熟人信誉、戒奢勤俭等。计划经济体制则要求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集体主义伦理原则的前提下,肯定追求个人利益的合法性,要求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等价交换和契约信誉等。经济伦理的发展方向在于实现经济平等与正义。     

费孝通早期乡村伦理思想述析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费孝通在其对中国乡村社会特征及乡村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阐述中蕴涵了丰富的伦理思想。这一时期费孝通的乡村伦理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志在富民",是贯穿其学术研究和学术观点的核心学术价值观;勤劳节俭,是根植于传统乡土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产伦理和消费伦理;信任互助,是基于传统乡村血缘地缘和差序格局的交往伦理和分配伦理;乡土重建,是以实现乡村发展、农民富裕为价值目标的发展伦理。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反躬、再塑与实现：新型乡规民约与乡村伦理重构

乡规民约是乡村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中群众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在乡村社会空间里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道德功能。在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渐次改革与建设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结构、乡村风貌、乡村道德体系也在瓦解、分化和再塑中涤荡出新特点、新面貌。"新乡土中国"的乡规民约要在反躬中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效能,更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力量,构建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乡村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体系。     

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的道德生活呈现出新的气象,农民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由服从伦理到自主伦理的转变是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影响,传统的乡村道德文化陷入了日益式微的境地。农耕文明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和本色,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乡村道德文化传统是重要的资源。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合作经济

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但未从实质上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只有加快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补偿性供给,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和相应农村经济组织,才能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通过股份合作经济疏通投资渠道,理顺管理机制,从农村做起,启动内需,促进消费,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发展之路.     

论农村节目中的“田园风格语言”

在以农业、农村为报导对象,以农民为主要受众的农村节目中,应该适当运用"田园风格语言".运用简洁、明快、形象、生动的"田园风格语言"和农民进行交流,才能达到与受众的共鸣.     

我国农村金融压抑中的资本形成

农村金融压抑不但表现为农村资金的外流,而且表现为农村资本形成的不足。关于农村资金的外流,我国学者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农村资本形成的不足则关注甚少。本文利用联合国建议使用的永续盘存法(PIM),对我国农村资本存量进行了初步估算,既有助于对农村金融压抑进行全面的认识,也有益于我国未来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保护农村文化生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农村及民间文化作为文化的母体,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凝聚力和感召力等因素的集合体。在我国现阶段,工业发展借力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而急剧膨胀,给农耕生产方式孕育的农村文化生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态面临着保护、发展、重构的考验。本文章从这一现实出发,对民间及农村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及其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和阐述,提出了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观点。     

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研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属性的变化以及政府供给的局限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多元化供给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农村精英作为农村中的崛起阶层,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在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精英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力求对如何发挥农村精英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有所探讨,同时指出农村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广东农村资本形成路径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资本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固定资产形成的投资项目 ,但固定资产的创造需要一定的内源性储蓄、充足的外源性资金、适度规模的人力资本以及项目发动引擎———市场需求 ,而较差的农村投资环境阻碍了所有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生成机制。在广东只有创造条件利用珠三角发展优势 ,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农村地区的内源性储蓄水平 ,吸收充足的外源性资金 ,提高劳动力素质 ,形成适度规模的人力资本 ,拓宽市场需求空间 ,才能保证农村资本形成路径的畅通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特性。化解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农民增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历了早期的痛苦磨练和原始积累后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开始显现.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才改变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农民增收有了实现的可能.基于黑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不断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助农增收.     

论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在中国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多种污染与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近9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而且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农村环境污染以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为主,而且污染源和污染主体分散零落,政府环保部门实施监管,既不现实也不经济。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