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宗教仪式与集体记忆:大理鹤庆白族迎神绕境仪式与祭祀圈认同

涂尔干曾以图腾物与图腾信仰来论证物在宗教信仰中的关键角色,由此分析物、宗教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马凌诺夫斯基则以库拉交换圈为例,说明库拉珍品的交换对于当地社会构成的重要性。人类对自身所造物件赋予意义并投射记忆,物成为记忆的对象物。物件参与了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实践,通过意义的赋予和记忆的联结,物规范了人类的生活,而与人类主体相互定义,乃至形塑人类集体的共同意识。笔者经由对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甸北地区过年请春客习俗的观察,分析鹤庆甸北地区白族等当地居民,如何因神像物的毁坏、迎神绕境仪式活动实践的停止,最终丧失了对于跨村落祭祀圈"十八大村"的集体记忆,导致仪式消失与群体认同的重构。     

旅游

中西方社会自古以来都有旅游实践,但是旅游的概念却出现得较晚。旅游概念在不同时期意涵各不相同,从艰辛的旅行到休闲享受的旅游,从走入他者社会到虚拟网络旅游,研究对象始终立足于旅游主体与旅游文化。旅游因人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互动而成为人类学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旅游人类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发展起来。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范式,旅游研究也促使人类学重新思考游离于文化内-外的主体与跨越边界的文化生产。旅游人类学研究不仅深化人们对于旅游的认知,也促进人类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

乡村社区的研究就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标识与符号:"物"的人类学研究

物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识来分析社会演进的阶序。此后不同学派出于论证、分析的需要,各自阐释物及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隐喻,本文从物与社会演进与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部分的梳理,论述相关人类学学派在以物为研究对象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弗雷德里克·戴木德的人类学研究——访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弗雷德里克·戴木德教授

弗雷德里克·戴木德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背景和研究领域,回顾了自己在库拉圈一带的岛屿进行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探讨了水、树、环境、生产与人的生活之关系,戴木德教授强调结构主义对他思考方式的影响,认为索绪尔的“意义始于差异”观点十分重要,在库拉圈岛（ Kula Ring ）博约瓦（ Muyuw ）人那里苦（树）与甜（树）之间的差异和区分被运用到对不同树的分类与解释就是典型的例证。戴木德教授告诫人类学研究者必须“在历史典籍方面有所修为才行”;他认为在历史的理解与人类学的理解之间,没有必然的抵牾扞格,只不过人类学家通常还要比历史学家更胜一筹,人类学家最终懂得更多。此观点值得人类学者谨记。     

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物”的人类学研究

物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识来分析社会演进的阶序.此后不同学派出于论证、分析的需要,各自阐释物及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隐喻,本文从物与社会演进与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部分的梳理,论述人类学在以"物"为研究对象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时间的构成与认知:杰尔的时间人类学理论内核述论

人类的时间观念何以异同是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一个基本论题。对时间构成与时间认知的理解则左右着人类学家们对此论题的探究。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杰尔在继承与批判既往人类学家之时间论的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知识，析分出了作为事件之先后次序的客观时间（“B系列”时间），作为过去、现在、未来意识的主观时间（“A系列”时间），以及由主观时间模拟客观时间而生成的时间地图，并基于三者关系构建了一种普世的时间认知机制。杰尔认为，人类的时间认知作为人类基本认知机制运作的一种附带结果，在机制上具有普同性，而时间地图的内容则会随着人类经验与实践而变化，因此，人类学的时间研究应以时间认知机制之普同性为基础，注重探究时间地图之内容差异的社会文化根由。杰尔对时间的构成与认知的讨论是其时间人类学的理论内核，本文对其由来、内涵与缺陷进行了述论，以供后续研究参考。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贡献

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于新中国最为瞩目的贡献，应当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其实，它开始的更早。 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周大鸣在评价中国人类学家对于祖国的贡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建立一门学派齐全、体系完善的人类学，而是如何应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去剖析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提出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方案     

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及其学术实践

钟敬文先生毕生从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是充满人民情怀的学者。人民文化观是指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认知。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形成具有历史的渐进过程,他对于人民文化的认知,经历了同情、学术体认、颂扬与融入等若干阶段。他受惠于“五四”启蒙运动,感受了大革命的精神,较早接触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人民文化观进入成熟阶段。他理解的人民包含全体的社会成员,当然他主要关心的是普通民众,其文化观的基质是人民性。钟敬文人民文化观有三大思想来源：传统的民本思想、现代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三者在钟敬文文化观形成中的影响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最终构成了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思想图景。     

遗产与旅游: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与背离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并延续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如今时代、权力、商业等因素的操控中,遗产成为了一种被出售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这一传统的出售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以遗产作为品牌的遗产旅游,一方面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并置;另一方面,旅游者对遗产传统文化的消费本身根植了现代性对这一文化的损害,如何消费传统的问题成为了关系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人格与家教--《傲慢与偏见》与《小妇人》之比较

<傲慢与偏见>与<小妇人>,两部作品虽然描写的都是儿女情长,但侧重点不同,前者在描写爱情故事的同时,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后者则偏重于对个性独立,自我约束的描写, 突出人格完善的重要性.从对两部小说的对比可发现家庭教育对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不同的人格结构会造就出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伊斯兰教与回族服饰文化

伊斯兰教是回族文化的源头与核心。伊斯兰教对回族服饰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影响的途径和方式有多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教仍不失为回族传统服饰文化传承发展的保障。     

人与环境及人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述评

对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的缘起、特点作了介绍,并概述了徐杰舜、邓启耀、张有隽、方李莉、于长江、李宏夫、郑瑞贞、黄东秋、赵绮芳等学者所提交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试析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经贸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竞争的激烈化。因此,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不仅成为了各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还是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基础。沙特阿拉伯作为海合会成员国中的大国,其石油出口发展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经贸关系特点的分析,提出中沙经贸合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如何加强中沙经贸合作的建议对策。     

甲壳质、壳聚糖的制备及性质

甲壳质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高分子，目前主要利用化学加工法（酸碱法、酶法等）从虾、蟹壳中制备得到。甲壳质的溶解性能较差，通过脱乙酰化反应可得到壳聚糖，即可溶性甲壳质，甲壳质、壳聚糖可以通过一系列反应得到相应的衍生物。甲壳质、壳聚糖及其衍生物有许多优良特性，因而在许多领域得以应用。     

伊玛堪生成发展的文化基础及其历史价值

伊玛堪以东北地区高纬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三江流域为地理环境基础,以渔猎为物质文化基础,以萨满教为精神文化基础,以相邻民族文化涵化为多元文化基础而产生并代代相传;作为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古老文学样式,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宗教学、美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为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佐证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及其实质

中唐以后,回鹘发展成为唐北部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与唐朝的百年密切交往中,马绢贸易是双方经济、政治往来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贸易的长期维持涉及到回鹘与唐朝双方的根本利益.唐与回鹘进行绢马贸易是唐王朝执行羁縻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