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教养对象及法律性质分析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对虽然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但因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严重违法少年,实行收容教养。收容教养这一法律规定是矫治严重违法少年的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从立法角度看,除了刑法中这一原则性规定外,再无与之相配套的系统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从理论研究角度看,我国对这一法律制度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结合收容教养工作实际,从应用法学的角度,就收容教养的对象及法律性质做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一、收容教养的对象…     

犯罪不作为的行为性探究

犯罪行为几乎成为现代刑法理论的基石 ,刑法上行为的概念应当包容不作为 ,关键是如何对之作合理的解读。构成要件行为的判断应当有其较为具体的形式内容 ,同时构成要件行为也并非单纯的自然意义 ,而应具有规范内容。有鉴于此 ,构成要件行为应当是指引起特定的外界变化 ,在意识与意志支配下的身体动静。其中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必须履行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 ,在能够履行的情况下而不履行的行为。就形式而言 ,不作为主要表现为消极行为 (身体静止 ) ;从实质来说 ,不作为必须是实施刑法要求为而不为的行为。不作为成立应当具备三个条件 :行为人负有必须履行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 ;行为人能够履行所必须履行的特定法律义务 ;行为人不履行所必须履行的特定法律义务     

《民法典》视域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情节严重"要件研究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细化了《民法典》第1185条关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件,但仍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度解读和修改完善.移植于文学领域的"情节"概念在法律语境下应当能够客观描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有利于实现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惩罚和预防功能.现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侵权"情节",包括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等,需要做补充和细化解释.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不应当被列为判断"情节严重"与否的考量因素."情节严重"与"恶意"共同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前者是客观要件,后者是主观要件.两者的考量因素虽可能有部分重叠,但差异更多,应先判断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情节严重"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赔偿基数和倍数裁量都有一定的影响.     

略论逮捕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的逮捕制度,包括了实体与程序方面的规定,其中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是该制度的核心,逮捕制度的其他一系列规定都是围绕逮捕条件而设定的.因此,论及逮捕制度,也应当围绕逮捕条件的规定和适用来展开.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设定的逮捕三要件看,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不仅需要具备证据要件及刑罚要件,还要具备"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的必要性要件.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宽严相济政策诠释

宽严相济不仅是指导刑事司法的政策,也应当是指导整个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政策。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要讲究"宽",主要是指惩罚的量应当更轻;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要追求"严",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严密防范,而非严厉打击。为此,警察应当介入未成年人前期越轨行为:建立未成年人社区文化活动等落实宽严相济的"严"所需要的配套机制,同时还需改革收容教养制度,大力发展工读学校教育,并将收容教育制度重塑为工读学校的强制入学教育制度等落实宽严相济的"宽"所需要的配套机制。同时,在处理过程中,要注重恢复性司法的运用。     

结果本位的罪数理论建构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在罪数理论中也有体现。在确立一罪与数罪的标准上,行为标准说界定不明,犯意标准说基于行为人刑法的立场,而构成要件说也不够明确,应当以法益为标准结合构成要件判断区分一罪与数罪。在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分上,应当以受到侵害法益的个数作为标准,如果侵害的法益超出了一罪的评价范畴,两罪就是想象竞合关系。在数额未达到所谓"特别法条"但符合"一般法条"时,可以再以一般法条入罪"递补适用"。     

当前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法教义学解析

适应《刑法》第13条的要求,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每一个要件及其整体都应有定性和定量的测算功能.由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客体要件是国家预防、控制"甲类"传染病法律秩序及其所承载的法益的统一.其实行行为需有一定的强度,并且能够产生法定的具体的危险状态:其主观要件也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即以行为人对"妨害行为会产生危险结果"这一因果关系为认识和意志之对象的犯罪过失(即属"不纯正的犯罪过失").司法解释对本罪罪名的概括不准确,应称之为"过失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罪".     

论犯罪构成理论与正当防卫的对抗性关系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视域具有局限性,其以行为人为中心,功能在于确证刑事不法。"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唯一依据"的观点只在行为人主动实施犯罪时成立,当行为人被动实施危害行为时,是否成立犯罪还需要考察他人行为(不法侵害)的影响力。正当防卫引入了与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对抗性的新事实因素,发挥的是消解犯罪构成证立之不法价值的功效,否定的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本身。二者依托的事实可以同时存在,但因各自代表的价值具有冲突性,前者关注的事实不可能被融合进犯罪构成的作用领域内。二者应当在整体层面经交互作用共同承担认定"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基本功能。     

流通知情权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及其刑事保护边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持续发生,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在理论上尚未明确,导致刑事保护的界限模糊、教义规则明确性不足。现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研究表明,以"侵犯"为经验基础与条文不符,在方法论上存在偏差,无法实现构成要件的解释目的。按照刑事不法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阶层思维,应先明确形式法益,再利用实质法益方法进行遴选。从法条出发,明确"流通"的经验基础,结合文义解释和自然法方法,可得出信息流通权这一形式法益;再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背景作必要性遴选,可知所保护的法益为流通知情权。运用自然法方法检验证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系自然犯,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只是提示性的规定。必要性方法否定滥用行为是刑事规制的必要,而限制解释"获取""提供"等行为要件为依法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的新型犯罪行为提供个案适用空间。     

浅析刑法第133条中的“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兼论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

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应当仅限于过失,刑法第133条中的“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分别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和结果加重情形,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是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人,如果其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故意心态时,因行为人逃逸致该被害人死亡完全符合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