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中国流动人口返乡原因与外出意愿研究——基于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六省数据的分析

利用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返乡受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返乡原因因性别、受教育程度有所差异;农村人口是否外出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就业状况、流动经历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但外出地域选择只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流动经历的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后续迁移决策具有"累积效应"。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妇女婚居模式与计划生育相关性研究

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妇女的婚居模式对她们生育行为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普遍盛行的“嫁女娶媳”婚居模式下，妇女们追求多生多育和生男孩，计划生育工作因此困难重重；“招赘”婚居模式下妇女生育观念却发生了急遽变化，普遍自觉少生，模范地实行计划生育。文章指出，差异的产生是由于“招赘”婚居模式提高了妇女对子女的预期收益价值；改变了妇女的子女性别偏好；重塑了妇女生育有目的。文章认为，可以在农村现有经济、教育状况下，通过变革婚居模式转变妇女生育观念，使计划生育走出困境。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妇女社会经济特征对子女数影响的泊松回归分析——基于对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妇女的调查

利用随机抽取的乌鲁木齐市800户维吾尔族家庭状况数据,使用专用统计模型泊松回归分析了维吾尔族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分析发现,维吾尔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关于老龄女性化与农村老年妇女生存状况的思考——基于吉林省百村老年妇女生存现状调查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老龄女性化的趋势日益突出,老年妇女问题也逐渐凸显.但农村老年女性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很少得到社会的关注.笔者针对"吉林省百村老年妇女生存现状调查"的结果进行研究,发现农村老年女性中存在着身体健康状况差、政治参与度低、文化娱乐资源匮乏、孤寡老年妇女贫困化程度高的生存问题.为此,笔者提出要推进老龄化社会下的性别主流化,改善老年妇女的生存状况,并提出对策建议.     

大城市“80后”群体生育意愿现状及差异分析——以上海静安区为例

利用上海市静安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调查资料,描述了大城市"8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现状,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育的目的、时间、数量、性别偏好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群体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大城市"80后"青年群体之间在生育目的和生育时间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而在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偏好方面则存在显著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是导致其生育意愿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