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和“德治”的内涵及其关系

“法治”和“德治”是人类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 ,两者各有优特之处 ,也各有片面性 ,因此必须相互补充。事实上 ,两者完全可以互补 :“法治”的鞭长莫及之处 ,正是“德治”可以展现其社会功能之处 ;“德治”的缺失之处 ,又正是“法治”能够加以弥补之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法治”和“德治”都应当并举 ,而且可以并举。当前 ,我们必须同时大力强化公民的“法治”和“德治”意识 ,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而努力     

当代中国全民守法的困境与出路

全民守法是法治建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精英走向大众的必然趋势。全民守法的特征在于守法的普遍性与自觉性,前者决定了守法的广度,后者决定了守法的深度。守法的普遍性越强,越能促进守法的自觉性,守法自觉性的提高又会拓展守法的普遍性。从全民守法的主体来看,执政党是首要的主体,国家机关是关键的主体,公民、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是最广泛的主体,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组织、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应守法。推进全民守法的路径包括:以权利型守法观为指导,使社会成员由被动守法向主动守法转变;领导干部带头守法,树立宪法至上意识;完善全民守法的激励机制、惩戒机制、法治教育机制,建立有效的守法监督机制等。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正在走向新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这一高瞻远瞩的论断,不仅给我们的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使我们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道路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高度。深入学习和领会江泽民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一个新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学习和贯彻这个新的治国方略 ,是建设文明、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治国安邦的重大方略——“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并强调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江泽民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治国安邦的方略,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丰富、发展与创新,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法治解读

实现法治中国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公平正义是法治中国的根本追求;法治中国应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使执法更高效、更权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体现司法文明;依法破解社会矛盾。     

中国语境下的“依法治国”与法治政府构建

构建法治政府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在中国语境下,法治政府需要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三个维度构建.法治政府的构建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重建政治价值,同时解决国家能力衰落及国家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动过度干预并存的问题;二是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强社会自治自律,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打造协同治理模式;三是从统治到治理,实现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方法论转换,丰富公众参与路径,建立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并且有节制的组织模式,使国家和政府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反思与修正趋势的政治形式.     

从康德的“法则”到马克思的“联合体”:良法与善治——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哲学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依法治国,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法",通向共产主义"善治"的重要举措。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共产主义是良法向善治的飞跃。良法是以人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惩恶扬善是良法的目标,也是与恶法区分的标准。康德的"法则"和马克思的"联合体"概念阐释了良法与善治的内在人性结构。良法最终要达到善治,善治即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联合体","联合体"是人性善的复归。     

深刻理解 正确处理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正确处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修辞演变——法治话语的历史理性之探究

法治话语是法治思维的最直接表现,而且也是法治方式的最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历史时期,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出现了不同的法治话语,述说着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同状态。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孕育、生发到成熟与完善的过程,反映出来的是法治在中国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往返流转以及建构法治话语体系的异常艰辛。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来之不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 ,弄清楚传统法学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 ,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 ,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     

走向“法治之治”——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之治”及其发展趋势

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走的是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政策之治”的存在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社会保障负担畸轻畸重;社会保障领域诸多问题没有得到理清;社会保障“立法先行”在中国实现的条件不足等。文章最后提出“政策之治”是暂时的,“法治之治”才是必由之路,走向“法治之治”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理性意识。     

传统“法治”文化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权大于法"、"以法治民"等人治性内容,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然而,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中含有一些精华性因素,又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做好全社会的现代法治启蒙工作,克服传统"法治"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充分吸取和利用传统"法治"观念中某些体现法治精神和原则的有用资源,促进当代中国公众法律认同建设。     

“亲民精神”与“法治精神”——化解社区群体性矛盾的应对性思考

社区群体性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社会稳定的动摇性因素。对社区群体性矛盾,如何以人文精神体现“德治”化的“亲民精神”,如何以科学精神体现“法治”化的“法治精神”,是街道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普遍面临的一个非常困惑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方略

习近平法治思想凸显出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实践性等特征。“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大学生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进而入脑入心;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进”工作,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注重在法学实践教学中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载体,整合课程教学资源,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西方法治理论的职业主义存在局限,中国法治理论要深入理解法民关系的理想类型和一般原理。法民关系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围绕法律解释权分配形成的主体间关系。法民关系的两个"理想类型",是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导的"消极法民关系"以及以当事人和法官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主导的"积极法民关系"。二者既在具体案件中围绕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微观司法环境",又在总体上基于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构成了不同的"宏观法治状况"。应从植根国情的法民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     

法与道德的关系——兼论“以德治国”的学理基础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伦理学、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哲学史及其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冲突或难题等方面来梳理二者比较基础性的关系,是进一步与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及其合理性的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