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儒教的守望者：陈焕章和民国初年的“尊孔活动”

民国初年,随着民主自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各地“废孔罢祀”事件此起彼伏,使传统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留美归来的陈焕章,抱着“复兴儒学,倡明孔教”的理想,毅然走上了创办孔教会的不归路。他早期的“尊孔活动”,主要包括创办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请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等。这些活动是民国初年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陈焕章本人的解读,更可以深入把握民初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五四新文化运动喊错口号批错对象了吗——与秦晖先生商榷

秦晖先生认为"五四"喊错口号、应该批"法"而不应该批"儒"以及个人自由应该是"五四"主题、个人主义来自日本、启蒙发生偏离等思想史宏论,表面上看符合大历史的解读,但却忽略和背离了特定历史语境和基本史实。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袁世凯、张勋等复辟以及尊孔和立孔教为国教的文化复古逆流之后而产生的,针对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新文化人才以"民主"(主权在民)口号应对改变国体的"君主"(主权在君)、以"科学"口号应对孔教运动,进而以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等现代共有价值为文化的深度追求。     

保皇会“忠君爱国”论略

1898年9月,戊戌政变。慈禧太后“训政”,光绪帝幽囚瀛台。六君子血溅京师,康梁漂洋东渡。维新运动夭折。康有为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转辗再赴加拿大,与李福基、冯秀石等人创立保皇会。保皇会因之保皇而声名狼藉,为世人所不齿;史家对它也很少涉及,褒贬各异,见智见仁。殊不知保皇会在保光绪皇帝的同时,却洋溢着真挚的爱国主义激情。本文拟就保皇会的“忠君爱国”问题,试作简略评说,以求教于方家。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康有为所讲的孔教缘何蜕变成了“康教”？

从康有为提出立孔教为国教开始,争议之声便一直不绝于耳。救亡图存的立言宗旨、思想启蒙的时代呼唤、中西和合的理论建构与今文经学的诠释方法,使康有为所提倡的孔教尽管以孔子的名义进行,并且以儒家思想为母版,在实质上却已经蜕变成了“康教”。有鉴于此,对于康有为的孔教和儒学思想,我们要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态度——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又要反思其历史局限和理论误区。     

评析民国前期基督新教的大发展

民国前期与基督新教在华获得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相重合,这种长足的发展不惟体现在信众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上,也反映在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的增加上,更表现于基督新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的改观上.基督新教在文化上所蕴涵的内在张力,通过联合其它社会团体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而得到最大的释放,教会人士的自信心由此大增.而"中华归主"所导引下的相关运动,其实质无非就是一场动员全教会力量的大传教运动.但它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正是在教会大规模宣教运动刺激下孕育乃至最终爆发的直接后果.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五十年前的一次论争——读郭沫若佚文《和大众握手》札记

50年前郭沫若的一篇重要佚文《和大众握手——谈目前的文学论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口号”的论争提供了最新的材料。佚文反映了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与鲁迅、茅盾的一次新的论争和发展态势,因此特别具有文学运动研究的价值而受到现代文学家的重视。 一 这篇文是四川省图书馆的朱美兰同志发现的。文章写于1936年,发表于1937年2月出刊     

康有为先秦哲学研究二题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目光投向了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他的先秦诸子研究既是追溯"学术源流"的一部分,又服务于立孔教为国教、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康有为的这个做法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同时内涵着理论上的逻辑矛盾。     

康有为先秦哲学研究二题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目光投向了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他的先秦诸子研究既是追溯"学术源流"的一部分,又服务于立孔教为国教、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康有为的这个做法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同时内涵着理论上的逻辑矛盾。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孔非儒”,而是“人权与科学”;其第一义是伦理与政治层面的人权。运动直接针对的现实对象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而“立孔教为国教”是与袁世凯等人“尊孔复辟”相配合的;运动针对的历史对象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礼教”,而作为君主专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礼教”已不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按照孔子儒学原理,“仁”（博爱精神）“义”（正义原则）才是根本;而“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则应当是随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形态的转型而“损益”转换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为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的转机。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

五四前陈独秀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大致呈现出如下倾向:首先,他在反对孔教的视野中肯定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否定独尊孔教的言论。其次,他对于宗教悉怀尊敬之心,将宗教与迷信作了区别。再次,他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观点。五四以后,陈独秀一方面赞同非基督教运动,一方面提倡将耶稣的人格感情来拯救民族。在非基督教过程中,陈独秀是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截然分开的,呈现出强烈了民族主义色彩;在赞同基督人格与精神中,陈独秀是将基督教文化当作拯救民族的西方文化资源看待的。在陈独秀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态度中,可以明显看出陈独秀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民族意识。     

斯·茨威格的“维也纳情结”

维也纳是茨威格终生梦绕魂牵的故乡 ,铸成他思想意识、心理情感中不泯的“维也纳情结”。他的世界主义理想以及终生对文学艺术的痴迷 ,都与此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四批孔真相(下)——“打倒孔家店”辨析

<正>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1919—1920):在问题与主义论战及反对道德复旧中的批孔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对孔教的批判,其指导思想基本还是民主主义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对孔教批判的指导思想则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了;如果说五四运动前,批判孔教的主将是陈独秀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在新基础上批判孔教的主将则是李大钊了。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获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引起了封建主义的惊恐与抵抗。正如陈独秀所讽讥的:马克思主义即便传到中国来了,“可以用‘纲常名教’四个字,     

新文化与旧传统的冲突——论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教论争

20世纪20年代,少年中国学会因教徒不得入会的决议引起争论,后取消了评议部的议案.学会举行了三次宗教问题的讲演,编辑出版了三期宗教问题号.对宗教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在反对孔教为国教运动之后,在"五四"后反传统的语境中,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背景中,论争加深了对于宗教的了解,加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见识,拓展深化了民主科学的意识.     

唐代有无“宾贡科”新论

本文主要依据韩邦所辑新罗宾贡进士崔致远的部分稀见佚文,并广泛钩稽中韩多种文献记载,阐释和厘定了唐代“宾贡” 与“宾贡进士” 的特定文化内涵,由此对学术界存在的异说进行了翔实的考辨,提出了唐代并无宾贡科的新见解。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