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实化意念知行合一 ——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勾勒儒家伦理之特质

通过对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伦理德性维度之日益凸显以来中西伦理对话发展过程的简单梳理,本文认为以从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到温海明的"儒家实意伦理学"为典型,当前学界对儒家伦理的解读与重构在德性伦理学兴起的契机下,已逐渐摆脱"规则伦理学"或"德性伦理学"的既定框架而得到新的发展。本文以西方伦理道德规则的外在性困境为问题意识,遵循"儒家实意伦理学"的建构逻辑,对"儒家实意伦理"如何解决规则伦理学割裂行为主体与行为本身这一困境作出尝试性说明,以期明确"意"在儒家伦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家伦理关注道德行为之真实性的重要特征。     

角色:全息呈现的儒家生活世界——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评析

安乐哲的儒家的角色伦理学,既是儒家与实用主义的全息比较,又是儒家思想的全息呈现。比较的基础在于生生不息的流变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儒家和实用主义所共有的,它可以用一种零售的方式包容其它不同的传统,而形成各种传统相互依存、相互体现的全息图景。儒家的特色在于将此传统体现在关系宇宙论中,其根基是家庭和社会中的各种角色。而对角色的全息性理解就在儒家的核心理念——德行之中,这是儒家能与世界其它传统相比较并取得自我发展的关键。     

儒家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的挑战——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创造性地运用并诠释先秦儒家思想,为回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儒家思想的动态特征,在对主体性的动态化的理解之上,揭示“道”、“仁”、“和”的动态化内涵。其次,它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能脱离关系与环境而实现。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儒家的民主思想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儒家角色伦理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不断到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觉地承担并且协调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促进群体的和谐。然而,如何处理不同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冲突,以及个体的道德良心与自律如何在群体关系中得以保持而不受侵害,是儒家角色伦理学应当继续思考的问题。     

“超越性”还是“非超越性”——安乐哲儒学天道观论析

针对现代新儒家肯定儒家天道之"超越性"的观点,安乐哲主张儒学天道观以"非超越性"为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儒家"非超越性"的天道观肯定世界的多元性,认为天道是过程性的、开放的、和谐的"共同创造性"。这种主张揭示了儒学基本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拓展了儒学传统现代诠释的理论空间。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上)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政治哲学视域下对《礼记》“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

《礼记》中涉及儒家的"德本财末"思想,因其特有的政治关怀而存在一种隐性的设定:将这种关系定位于圣人或君主,这就为构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能。为此,以考辨"德"与"财"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传统儒家义利之辨思维模式下"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尝试将这种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发生关联,意欲探究儒家构建"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礼记》儒家的身份与情感焦虑

在《礼记》关于儒家伦理关系谱系的论述中,儒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模糊,现实理想的角色是君子,想象的角色是圣人,实际操作中儒家却不得不进行一种和现实政治与伦理境域密切联系的角色选择。这种选择使儒家陷入了身份的焦虑之中。儒家不得不在道德理想和现世伦理间奔突冲撞,承受其内心的情感焦虑。儒家在现实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中的中间人角色,使其在政治伦理实践过程中因身份缺失所导致的内在焦虑是难以实际消除的。     

“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

在近几十年中文世界的伦理学讨论中,经常出现三个看上去差别不大的词,"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它们或者是作为对英文virtue ethics的翻译,或者是作为对儒家伦理学的概括。在这三者的使用中,第二个略逊于第一个,因为virtue是相对于vice的,同样"美德"是相对于"恶德"的,但"德性"相对于什么呢?此外,无论是作为对virtue ethics的翻译还是对儒家伦理学的描述,问题更大的是"德行伦理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得以复兴的virtue ethics,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强调人的行动的道义论和后果论不同,强调人的内在品格。这样的品格不仅决定了这个人的行动,而且也决定了这个人的情感。德行伦理学无法把握virtue ethics的这种特征。在认为人的品性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在对道德情感的强调方面,儒家伦理学与西方的美德伦理学有类似性,因此"德行伦理学"也无法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征。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以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

置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二元维度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要么对于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以"非正义"的应然逻辑来实施批判,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么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所指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铁的规律"的"政治科学"。那么,如何解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两种政治理念的解释困境呢?实质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困境"向后看"发端于第二国际,"向前看"可通过嵌入"规范性视角"与"经验性视角"的理论传统回溯发现它们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养料。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同样可以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从而实现政治哲学史上的变革。     

儒家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与李明辉、安乐哲和萧阳商榷

随着美德伦理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复兴,无论是在英语世界还是在中文世界,不少学者都试图论证儒家伦理学也是一种美德伦理学。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持异议的学者,如南乐山(Robert Neville)、李明辉、安乐哲(Roger Ames)和萧阳等,认为不能将儒家伦理学刻画成美德伦理学。虽然争论儒家伦理学是不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哲学中某种历史形态的美德伦理学(如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或者休谟主义的、或者实用主义的)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把美德伦理学看作是一种理想的伦理学形态,并与同样作为理想形态的其他伦理学(如义务论和后果论)相区分,然后再讨论儒家伦理学是否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则具有一定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美德伦理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健康的、没有缺陷的、真正的即好的人的问题,而伦理学的所有其他问题,包括什么是对的行动的问题和什么是恰当的道德原则的问题,都是从这个首要的问题中推演出来的。就此而言,我们确实可以合理地将儒家伦理学,如果不是作为历史形态的伦理学,至少是作为理想形态的伦理学,看作是一种美德伦理学。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和方法

正一、儒家政治哲学何谓儒家政治哲学?正像教师回答哲学专业新生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时会像黑格尔那样说"哲学就是哲学史"①一样,我们也会说,所谓儒家政治哲学就是儒家政治哲学史。这种回答的意味在于,儒家政治哲学并不限于从孤立、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建构当代政治哲学,更为重要也更为深刻的,是把儒家政治哲学——无论是历史形态还是当代形态,都不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政治思想学说或体系,而看作是植根于儒家文化基本精神且不断寻求     

超越权利的焦虑——“积极的人权”与“诚”之为工夫

儒家与人权的关系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以往论者或认为权利可兼容于儒家,或认为其可填补后者思想观念或制度设计上的空白,或认为两者本来在功能上存在相通或对等之处,仅仅是表达方式与关怀重点不同。通常意义上的人权具备防御的性质,保护人免于强权的随意触摸,或许可被称之为"消极的权利"。但此种人权是现代性的社会治理不断精密化以后才可能产生的某种具有补偿性质的东西。这一伴随社会规训机制的现代化而被凸显出来,并对于儒家来说完全陌生的观念,在实际上也无需被置于同后者对话的语境中。相对于此,我们仍有可能去探寻另一种"积极的权利",即某种塑造人格与追求德性的权利。以古希腊所谈论的"坦陈真相"与儒家之所谓"诚"的比较为例,这种意义上的权利完全具有与儒家传统对话的可能。     

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有关认知的观念最为鲜明,亦最为系统和突出。但荀子在对认知之本性和结构作了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却又极言知之"所止",提出"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乎先王之言,止乎礼义之道。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将儒家救世拯民的理想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宏愿表达得恳切而急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其间的长短得失,仍然是今天我们反省儒家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