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成都"抢米"由民变转化为政治事件的考察

1940年3月14日,在抗战大后方成都发生"抢米"事件.此事件之所以震惊一时,是因为国共两党都将事件定性为对方策划制造的政治事件.60多年过去了,今天对此事件作理性考察,其实事件本身是一场因天灾而致粮食减产、因抗战而至入川人口暴增、政府征粮过重,更严重的是巨额游资的囤积居奇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激起的自发性民变.这场民变却由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由于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限制共党之发展"的基本方针所在,国民党方面认定此事件系共产党煽动,并借此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由此引发中共激烈反弹,认定此事件纯系国民党特务蓄谋策划制造以嫁祸.于是,一场本为自发性的民变事件转化为国共摩擦的政治事件.但国共均能把摩擦控制在两党合作不遭破裂的限度内,反映了国共对民族利益的共同体认.     

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共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表现了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并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高校的力量发展,根据国共关系的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抗战前期,国共关系相对融洽,中共大多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发展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中共不得不采取隐蔽与潜伏的策略。中共在国统区高校播下的革命种子,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壮大,很快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卓越贡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迟滞了顽固派反共的步伐;在"皓电"发表后,及时为中共中央答复"皓电"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具体建议;皖南事变后,领导南方局积极争取国内外舆论,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中共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联合政府”口号提出背景的博弈论分析

“联合政府”口号是中共调整博弈策略的产物，其历史背景是1944年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国民党的军事溃败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问党派的力量和态度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采取了某些有利于中共的举措；中共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力量对比已完全不同于抗战开始之时。     

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

辛亥革命在近代国共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国共两党曾分别从各自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共以辛亥革命的失败来论证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并把国民党"清党"后的行为视为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背叛;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也认可了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国共两党由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国民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则将"北伐"视作辛亥革命的连续。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理论养分,宣扬各自的抗战理念:国民党偏重用辛亥革命的历史来宣扬"抗战建国",突出自己对辛亥精神的继承;中共则以辛亥革命的教训,强调抗战到底、加强统一战线。抗战结束以后,国共两党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学说改造中国,冲突最终变成全面内战。中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辛亥精神的继承者,必须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事业,要将反帝反封建进行到底。由于中共正确把握了辛亥革命的真谛,因此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论"戴季陶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孙中山去世后不久,"戴季陶主义"就问世了."戴季陶主义"的产生,是国民党反共的客观需要,也是国民党试图完善三民主义的尝试."戴季陶主义"既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日后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完善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抗战前期苏联对华政策与皖南事变的爆发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推行援华抗日的政策。使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以避免日本对苏联的进攻，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依靠国民党来实现这一目标，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的鲜明特色。苏联为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未能起到应有的制约作用，客观上鼓励了蒋介石集团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联为了其对华政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共以斗争求团结政策的执行，从而使中共未能有效地阻止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反共行为。因此，皖南事变的爆发不可避免     

谢伟思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

谢伟思作为美国职业外交官,著名的“中国通”,由于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亲密接触,使他对中共的成长历程、国共关系及中共对美苏的态度等问题都有了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得到民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中共必将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所以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正视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和冷战兴起,美国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终不仅导致了它与中共关系恶化,而且使谢伟思等人因延安经历而背负“反叛”罪名,遭受迫害。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处于长期对立的重要历史原因。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