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国会的对外交往

国会是美国的立法机关和权力中心之一,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关于美国国会外交权力的研究渐成热点,但对美国国会自身的对外交往却鲜有涉及。本文以美国国会的对外交往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主要形式、机制和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     

试析美国国会的对外交往

国会是美国的立法机关和权力中心之一,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关于美国国会外交权力的研究渐成热点,但对美国国会自身的对外交往却鲜有涉及.本文以美国国会的对外交往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主要形式、机制和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90年代美国国会与总统关系的变化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本文首先叙述了现代美国国会和总统关系的基本模式 ,即战争时期的总统在国家对外政策中占居支配地位 ,国会一般依从总统的权力 ;在和平时期 ,国会力量会更多地制约总统权力。然后 ,本文探讨了 9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的若干变化 ,如共和党支配国会、民主党主导白宫、国会本身组织结构的调整 ,以及这些变化对国会和总统权力平衡关系所构成的影响。最后 ,本文以美国对华关系中的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安全问题为例 ,考察了90年代国会和总统之间权力关系的较量。     

试论妇女立法参与

妇女立法参与作为公民有序立法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立法民主化和女性立法参与主体化的重要方面.以性别分析理论为基础,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妇女立法参与是一种立法参与的权力获得,其目的是平等的分享立法意志的表达权,从而影响利益的性别平等分配.提升妇女的立法参与能力可以增加妇女的立法影响力,而妇女的立法影响力又由妇女在法律中对性别问题的发现能力、法律问题的建构能力和立法的游说能力构成,并受立法体制和程序的制约.研究妇女立法参与问题可以改变传统法律的男性单一视角,促进法律的公正性发展.     

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社会综合治理立法研究

立法法的再次修改进一步扩容了州市的立法权限,为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社会综合治理立法发挥创新治理和因地制宜能力提供了制度基础。梳理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现有立法现状并辨析其立法特征,归纳出促进型、专题型和民族型三种地方立法体系。扩容的地方立法权更适应青藏高原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契合州市社会综合治理“脉象”,并发挥州市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势。但由于地方立法理念价值失位,立法机制运行和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存在阻碍,导致地方立法质量无法提高且难以发挥法律实效。完善立法方法提高法律预期能力、以立法明确地方立法的积极价值、贯彻落实民主立法原则、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立法创新性和完善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发挥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社会综合治理立法最大效能。     

日本“扭曲国会”析论

近年来日本政治演变始终伴随着"扭曲国会"的消除与重现。"扭曲国会"的成因较多,其常态化发展趋势主要源于两大政党的激烈竞争。"扭曲国会"的出现,意味着"院的组成"发生变化,一旦朝野对立,容易导致众参两院的决议相互矛盾以及国会立法不畅。为了消除"扭曲国会",执政党往往采取组建联合政权的方式,但在两大政党框架下却难以组建"大联合"。如何打破"扭曲国会"下政治停滞的现状,正成为日本政治改革所面临的严峻课题。     

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监督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监督的法理基础 ,来自于权力制约的一般原理和立法权力的自身性质。新时期在民族自治制度的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立法膨胀”和“立法倾斜”等问题 ,既损害国家的法制统一 ,又妨害民族自治立法的良性发展 ,因此对民族自治立法的法律依据、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的实证研究 ,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立法 ,建立和健全有关立法程序和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立法法》修改的三个问题

本次《立法法》修改虽亮点不少,但总体上仍属"小修",对有些改革的回应仍有不彻底之处。在立法程序改革方面,立法提案权主体过于狭小、立法审议缺乏真正的交锋和辩论、表决方式上反映民意不够确切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在立法规划问题上,应当提倡"整体性立法规划",即应在立法规划的同时规划配套法律,还应注重立法规划面对社会发展的灵活性;在违反上位法的审查机制方面,可以扩大要求审查的主体范围或者设置宪法问题委员会。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力度,"香港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国会在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方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国会通过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推动涉港法案、发布涉港报告、向白宫施压、支持香港反对派的诉求以及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活动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损害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加剧了香港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存在激化中美关系的可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地位立法的改革及启示

1918年苏俄宪法创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制。之后,与苏维埃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俄罗斯联邦(苏联)的代表地位立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通过了新宪法和联邦会议两院代表地位法,进一步完善了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地位。通过对俄罗斯联邦(苏联)代表地位立法改革的考察,总结其改革进程和制度建设中的经验得失,对我国代表立法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

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是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一个环节。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传统立法观念的更新,还要求立法者敏锐地捕捉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充分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法律试行等方式来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理论前提。立法先导与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存在必然的联系,立法先导这一社会变革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实施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当代中国应当选择立法先导的社会变革模式。     

行政立法的价值目标探析

公正与效率作为行政立法价值目标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决定着行政立法的发展方向.传统观念往往将二者绝对对立,其实质是将权力与权利相对立.实现行政立法的价值取向的核心应当是更有效率地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对行政立法进行科学引导:既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以保持其公正性,又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效率.我国当前的行政立法仍呈现出"重权力、轻权利、低效率"的特征.应当在并重公正与效率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创制旨在提高行政立法公开度以及透明度的程序法,同时对其内容展开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提高其在调整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应有的效率,切实有效地实现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日本国家战略特区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国家战略特区从简单提出一个构想,到经过大量研究论证之后由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整个过程体现出日本政府积极推动行政规制改革的态度和按部就班遵循法治的精神,可以作为一个很好地例子说明日本是如何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通过对日本国家战略特区立法过程的比较研究,本文重点思考中国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应当如何坚持和实现"让改革于法有据",并提出进一步转变观念,充分重视立法程序的功能和发挥人大立法在促进依法治国方面的积极作用。     

美国国会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反应

进入2015年,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的建设工程在美国等相关国家的持续炒作下成为地区"热点"问题,中国这一合理合法的行动遭到美国政府高层的强烈指责。美国国会近年来逐步涉足南海问题,2015年其更积极介入到南海岛礁建设议题中。美国国会通过其拥有的立法权、监督权等权力,在南海岛礁建设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政策倾向和立场,发挥了特定的影响。持续关注美国国会在包括岛礁建设议题在内的南海问题上的动向,并尽量防止其对美国南海政策产生更多消极影响,应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目标。     

日本《景观法》的立法过程及其实施方法

在近20多年中的日本,不断加强融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制度建设。进入21世纪后,日本通过景观立法和景观行政极大改善了城乡景观。由于景观的内容抽象、缺乏科学评价体系,能象日本一样,通过立法实施景观政策的国家并不多见。纵观日本景观立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除经济因素外,日本近百年的国民景观意识培养、地方分权行政改革带动的综合行政能力提升、以及"修景"传统等文化因素在《景观法》立法和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经验对于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我国的环境改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决策过程中的官厅与自民党

尽管日本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但有关立法的政策立案与审议过程很大一部分却是在国会之外非正式场合以非公开方式进行的,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行政机构——中央官厅与执政党——自民党。本文试图通过对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前的立案、决定过程的分析,以期对日本决策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平衡立法与公共选择

转型中国的行政立法是一个从失衡向平衡的变迁过程.导致失衡的根本原因是资源稀缺导向的行政垄断体制及在该体制下官员的效用最大化选择.要正确解释失衡现象并促进平衡立法,就必须在中国行政法的经验世界里确立一种基于公共选择学说的解释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通过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来提高立法质量的改革已经启动,但要从整体上改善中国行政法的失衡状态,就必须持续、全面地改进立法的公共选择机制,特别是立宪意义上的选择,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权力体制和利益结构调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