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     

先秦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记录——读《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简>道家从抽象和规定的"人"走向了个体的人.儒家君、臣、民"缁衣"的价值观和道德实践说被赋予新的内容,"缁衣"成了符号;提出了"公利"理性作为历史评判标准;还在逻辑背景下提出了人性论;并对儒家道德范畴问的关系作逻辑阐述,有人的主体世界的核心"性"、人性与教育、道德系统.凡此,都表明<郭店简>的主旨所在是先秦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记录.     

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淫”与“见(现)民欲”——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

上博简和郭店简皆有《缁衣》之篇,可以与今本《礼记.缁衣》对读,为我们认识早期儒家思想的变化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于民众的基本认识,早期儒家一方面看到了民众中有"淫"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强调在上位者关注民众的合理诉求,即"民欲"。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淫"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     

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孔子总结和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孔子的用意在于为风雨飘摇中的统治者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但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荀子时代做了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到战国末期,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这些内容在一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楚简《缁衣》的“谨言慎行”论──第十五至十六章的本义考

对照出土的《缁衣》先秦简本与传世的《礼记.缁衣》经本,可以考释十五、十六两章的本义。《礼记》经本因合并第十四、十五章,又将第十四章引文移至第十六章,使论题遭到混淆。从简本来看,第十四章的论题与后两章有异,不宜混为一谈,而从第十五章起,《缁衣》的论述转向新的主题,亦即君民间的言行规律,君言和君行之间的关系。第十五、十六两章所论,皆在解释君子为何必须谨言慎行。《缁衣》作者认为,言、行都要有所节制,在政治上,过度的发言或行为都将造成负面的后果。君子知所节制,就能对民众产生教化作用,使民众不再欺诈诡谋。国君易知民心,国家就能远离动乱。     

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

从周代的政治体制及礼治原则考察,周代为旧君服礼制体现了对旧君故臣关系的贬抑。然而,由于受到以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臣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孔子独断论诠经方法的影响,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递相重释,使得该制度负载起了儒家理想的君臣之道的内涵。此后,汉晋礼家以此为基础,在经典与社会互动的诠释取向下对此古礼进行了层累诠释,最终推动经典制度在晋代的新变。这显示,中国古代以求道为取向的层累诠释对于经典礼制的开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子》“德经”首章新解

《老子》"德经"首章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解释为"上德"所以"有德",是因为它不去外部寻求"德",而"下德"所以"无德",是因为它是依靠外部手段而寻求"德"。这种解释可以使得"德经"首章文意连贯,解释"前识"一句为何出现在此章。我们发现老子"德经"首章的思想与孔子、郭店竹书《五行》、孟子等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反映出老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老子》众本"德经"、"道经"次序的探讨,我们发现"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战国时期述老学派之手,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西汉易学家,"德经""道经"次序的变化突出了《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批判作用。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德治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强调"以德服人",荀子主张"德主刑辅".这些德治资源对今天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加强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子、孔子及韩非思想四题

儒道两家社会思想之分歧 ,可以用要不要仁与义的社会生活原则来概括。将儒家所述“大道之行”的时代说成是孔子的一种理想是不对的。老子孔子都讲到法自然和无为的政治 ,其具体旨趋虽大不相同 ,但又都包含了反对苛政 ,强调统治者道德在政治中的决定作用的意义 ;韩非则极力推崇权势和法律刑罚及权术的作用 ,这种学说在实践上导致了秦的暴政的发生。在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上 ,儒道法三家都认为控制人的欲望乃提高德智修养的起点。文章主要就老子、孔子及韩非之学谈一下先秦道家、儒家及法家思想之异同的四个问题。     

《要》与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架构

对帛书《要》的深入分析表明,孔子对先秦儒家易学进行了分类概括,并宣示了他的易学理论架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和"观其德义"。这个理论架构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指明了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建构方向。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易学学者,在易学研究上展开了两个向度:对《周易》文本的义理阐发和对《周易》文本的象数重构。在这两个向度上对于易学传统的借鉴和突破,对于孔子易学理想的落实与增进,都显示了儒学和易学在融合互动、共同生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张力与理论创新。     

传统文化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两个问题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它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风俗、习惯等几乎所有的角落。一、传统文化与中央权威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理论上强调最力者莫过于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思想，儒家三纲五常中的第一纲便是“君为臣纲”。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为汉武帝认可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儒家宗师孔子尊为圣人，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儒家思想可以为他们倡导中央集权，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大一统思想固然是现代人批判的对象。但是，如果把这种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也…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管窥

《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句,因省略主语,关于其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以何晏的"修身立德说"、朱熹的"为学次第说"影响最大。但前说有偷换主语进行解释之嫌,后说则与先秦礼制不符。结合先秦礼乐思想及孔子的为政理想,可推知孔子所言应是"为政之次序",即"因诗观风,依俗制礼,国治乐隆"。     

道德的教育与政治的教化——先秦"乐"之意义分析

在礼制的框架中生存与发展是中国先秦古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对乐的发展进行梳理时,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乐的"神人以和"到阶级社会中先秦儒家明确融"德"于"乐",提出"乐者,所以象德者也",以及"乐和同"功能之彰显,无不体现出先秦乐所隐含的"道德教育与政治教化"意义.     

汉代礼制与公私秩序的构建

＂公＂＂私＂秩序和谐是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关键。儒家理想虽然提倡大公无私,但在汉代政治文化领域却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公而忘私,而是对公、私的界限有着明显的认知,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私领域的保护,其间儒家礼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儒家礼制兼有公、私的属性,强调在公共领域遵循＂义＂的原则,在私人领域遵循＂恩＂的原则,如此才能公、私和谐而有序。     

孟子“君臣”、“君民”关系主张的渊源再探析

孟子有关"臣可弑暴君"、"民贵君轻"的主张,大陆学界一般是从战国时期列国兼并战争,统治者争民心的民本角度去理解,然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孟子以孔子正宗传人自居的立论思路。而主张孟子上述主张是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和超越的认识,与孔子坚决维护先秦等级制的主张存在一定张力。因此,深入挖掘孔子"君臣"、"君民"的思想,揭示出孟子传承和超越孔子思想的理路,就既有助于深刻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又有助于深刻把握孟子思想精髓。为此,深入挖掘孟子"君臣"、"君民"思想的渊源,就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论先秦儒家理论视域中的“同”

自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之后,后儒对于"同"的批判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严厉,然而在先秦儒家的理论视域中,对于"同"的认识是全面的,既有批判,也有认同。孔子就首先采用了"大同"一词,来命名远古最美好的时代。"大同"之"同",并非如前人所谓的就是"和",而是儒家理论视域中"同"这一概念的集中体现,本质是说明人际之间的平等、均等状态。通过儒家对于"大同"境界的赞美,可以看出先秦早期儒家对于"同"的认可。     

儒家民生思想的立论基础

传统儒家不仅对民生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是还为解决民生问题寻找理论根据.其一,"人为天生"是儒家民生思想的宗教基础.既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天所生,统治者就应念同胞之情而关注民生.其二,"德舍天地"是儒家民生思想的道德基础.儒家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人们秉承和效法天地"生生"之德,作出有利于民生的事情.其三,"民为邦本"是儒家民生思想的政治基础.儒家总是把"民"作为被统治者来看待,同时又基于"民为邦本"的观念要求统治者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基础.     

孔孟利义观新评

<正> 先秦儒家都强调义利之辨,孔、孟尤甚.孔子是义利之辩的肇始者,他把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下引此书只注篇名),界线是那样分明.孟子在孔子的基点上更进了一步,几乎把义与利置于水火不容的地步.《孟子·梁惠王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的旗帜鲜明的命题.对孔孟这种义利观,历来评说不一.尤其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