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引入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研究

《民法典》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一切民事活动的根本底线,是国家法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司法审判活动,是推进实施《民法典》的现实需要。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原则方面,凸显了核心价值观调适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原则,民间法在刑事司法适用中的价值原则,《民法典》在刑事纠纷解决中的调适原则,坚持刑事审判中信息公开公正的原则。在《民法典》与民间法解决刑事纠纷的调适功能方面,彰显了《民法典》与民间刑事习惯法具有适用的契合性,强调把民间法引入刑事审判实践是一种有效机制,注重在司法裁判中坚持"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倡导民族地区立法和基层法院主动适用民间法。在解决刑事纠纷的现实路径方面,强调发挥公序良俗对刑事司法的调节补充作用,重构大数据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体制,重视法典化背景下司法实践对利益衡量的适用,主张探寻建立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现实途径。     

滇西北特困民族社会转型中法律冲突的调适

滇西北特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传统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转型中,滇西北特困民族的传统法律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具体表现在国家正式社会组织制度与少数民族原有制度、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国家与民间原有纠纷解决机制、传统制度理念与现代国家制度理念四个方面.国家对滇西北特困民族社会转型中法律制度冲突上的调适选择可以采用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承认他们在民间社会中进行相对"自治",让民间法具有适当的作用空间.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对临夏州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认为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的化解应当在尊重其传统文化和习俗基础上,实现诉讼机制和非诉机制的有效衔接和联动,在重视国家法的同时吸收民族习惯法的有益成分,探索构建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略论民族地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与完善

民族地区民间纠纷具有农村性和民族性特点，解决这些纠纷应该有独特的思路。完善解决纠纷机制时要秉持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适当均衡的理念，具体环节包括吸收各民族“民间法”的合理部分，提高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构建多元的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正确处理各种解决纠纷方式之间的关系。     

当前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整体样态及其发展趋势评估

在民间法研究的话语中,司法适用是必须与高度重视的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民间法的司法适用整体样态是:国家司法机关对民间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非常的赞同和鼓励;基层法院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中存在民间法的司法适用;部分地区开始了民间法司法适用的试点.当前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基本特征是:私法领域适用较多,公法领域适用比较罕见;程序法领域基本不适用,实体法领域适用相对较多;法官在积极、务实、审慎、适当的前提下,对民间法的运用可能会背离了我国法律文本,但是从本质上看与我国法律的精神内涵实质是相符合的.进一步考察民间法的司法适用,应该把之放在国家法的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法治建设的语境下、现代化的语境下来看其发展趋势.     

论甘南藏族自治州"戎亢"的秩序构建

甘南藏族自治州霍尔藏部落普遍存在一种特有的民间社区制度--"戎亢".它不仅承载着当地藏族群众日常宗教活动和节日庆典娱乐的功能,更是解决社区纠纷的中心.本文将着重探讨"戎亢"这一少数民族民间社区制度在调整民间纠纷、整合公共资源等方面发挥的民族法治效能,以及"戎亢"对于构建藏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基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司法适用探析

在中国众多基层民族自治地方的民间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习惯法的适用问题。甚至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派出法庭在解决纠纷中也往往会涉及到习惯法的司法适用问题。这种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解构了国家的统一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如何在不违背中国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情况之下,寻求妥当解决途径,为＂良性习惯法＂在基层法院的司法适用寻找到合适的国家制度化路径,以达到＂法＂与＂理＂的有机统一,促进基层民族地区习惯法向国家法的归化,对于基层民族地区统一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宋代民族地区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

两宋时期,鉴于西北、西南边区民族分布众多、形势复杂等因素,宋朝廷对民族地区各类纠纷的法律处置比较谨慎,其法律解决机制以习惯法为基本原则,逐渐加大国家制定法纠纷解决的渗透和力度,并形成民族边区国家法权威的主导性。灵活有效的法律机制对于确保民族地区社会统治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民间“调解法”立法模式及制定

民间调解是当代替代诉讼解决纠纷(ADR)的重要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目前民间调解存在立法、运行、效力不统一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各国和地区"调解法"立法经验,选择"调解法""仲裁法""审判法"分离立法模式,制定统一的民间"调解法"。中国统一民间"调解法"的制定要解决立法目标、特有原则、调解机构和调解员、调解协议效力、民间调解法与司法调解法关系等问题。     

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检视与思考——以环境审判机构改革为视角

环境纠纷作为一种现代型社会矛盾需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诉讼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机制与行政处理、民间救济等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环境保护形势和环境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需要加快推进环境案件的审判机构体系改革与发展,也催生了环保法庭在我国特定区域的创设与运行.但是,专业型、系统性、规范化的环境纠纷司法救济体制的建立尚需案件来源、诉讼管辖、因果关系和裁判执行等配套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