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1876--1879年,华北晋、豫、陕、鲁、直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救灾过程中,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不但各有表现,而且还遥相呼应,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杜甫灾异诗的“天人感应”解读

杜甫记录灾异的诗,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写灾异的同时更多是在批评时政的失误。一般来说,在天人感应的解释中,灾异是上天对人君施政失误的谴告。上古时,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所以经学中对灾异的天人感应解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观念在杜诗中都有反映。杜甫灾异诗注重描写灾异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批评的表达多比较含蓄。只有结合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才能读懂杜诗记录灾异背后积极关注时政的用世之心。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人祸加重了天灾──1876—1879年“丁戊奇荒”辨析

“丁戊奇荒”在经过较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下，仍损失惨重，殃及灾民上亿人。主要是仓储空虚、战乱频繁、政治腐败、滥种罂粟、交通落后等人为因素才造成如此恶果。     

宋代天人感应学说与祥瑞灾异赋创作

祥瑞灾异赋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以自然界异常现象为描写对象的赋。宋代的科技、人文水平和政治变革对天人感应观念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由于天人感应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宋代天人之学的发达,使该学说得到了宋人的尊重和强化,大致呈现五种基本形态,即天监说、运气说、德行说、召感说、民意说。宋代祥瑞灾异赋比前人更加深化了学理内涵,现象反映和问题提出也更加尖锐深沉。它理性思考自然界异常现象;突出为人事的政治目的;借助天人感应来构筑修平学说;以学理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灾荒与社会——以临汾“丁戊奇荒”为中心之考察

本文旨在运用各类史料,对大旱灾、瘟疫、狼灾、鼠患等自然灾害加以描述,说明此次灾荒的强度,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临汾地区危害的严重性,及其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这次灾害导致粮价上涨,粮食奇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大量减少,大量女性被抛弃,被贩卖。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稳。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天人感应:中国文化视域中的北斗星

中国古代人们观测北斗星以确定季节、方位,安排农事等活动,在物质之用基础上,北斗星受到了人们的尊崇。作为天帝之车与人间君王的象征,它主理着天地万事的运转及生类生死富贵命运而被神化。历史发展中,它凝聚了文化精神,成为了中国的文化事象。     

“主客相分”与“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与技术哲学现代性的话语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对现代性缺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实现“天人合一”到“主客相分”的转换；在本体论上，重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概念形而上学，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     

孟荀互补的天人观——自然与人关系的最佳模式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孟子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天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思想,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由于二者的互补性,可以将二者综合起来,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即把改造自然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既不能片面强化人对自然的索取,又不能停止生产,以此建立起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关系.     

天命论与中国古代哲学

天命论是产生于三代的古老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天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主宰、至上神。它虽在战国一度衰落,但在后世又得到复兴,并发展为天人感应,衍变为天堂观念等。在历史上发生久远的影响。这种观念虽被斥为迷信受到批判,但历史地看,天命论有其合理性,它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统一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亦曾起过进步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     

现代汉语中的情节理论研究及其意义

本文对情节理论研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与梳理,并结合现代语境中叙事文本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情节理论研究的视域及其意义,指出情节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与开放性的概念,情节分析仍然是当今叙事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近代前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在近代前期,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经过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变革程式,其道路的探索基本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虽然未能及身而成,但却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为后继者开拓了道路。     

唯美主义视野中的现代人

唯美主义艺术创作最早描画了现代人灵魂深处的分裂、痛苦与追求,塑造了真实的现代典型,开启了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为审美现代性的发生提供了艺术中的佐证.     

地理想像与文学明喻--近代西方地理学对弥尔顿的影响

地理学是弥尔顿所关心的新兴学问之一,他认为地理学是博雅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并且长期关注地图的出版。他对地理学的兴趣也反映在诗歌作品如《失乐园》及《复乐园》当中。特别是在《失乐园》中,他透过明喻将撒旦的行动或经验比拟为欧洲远洋贸易的商船船队,这些商船船队穿过好望角,来往于大西洋与印度洋之间,在香料的交易上获得巨额利润。弥尔顿透过这样的明喻,制造出一种互文批判的效果：一方面由商船来批判撒旦,一方面也由撒旦来批判商船。这证明了地理知识对弥尔顿的思想及作品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中原音韵》研究视域的偏离探因——中国近现代史上思想文化革命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例析

由于受20世纪初思想、文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原音韵>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俗文学--北曲及其韵书<中原音韵>都绝对反映实际语音,于是将<中原音韵>及其作者捧到了不恰当的高度.我们的宗旨是,在承认<中原音韵>绝大部分是当时实际语音反映的前提下,注意探求那些受艺术语言特殊规律制约的因素,以达到对一些难以索解的问题诸如入声有无及桓欢韵等的圆满解决.     

从阐释学理论论翻译文学与译语文化的互动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出发,借助阐释学的成见、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等相关理论,可以发现翻译文学从产生到在译语社会中实现其相应的社会文化功能,是以适应和满足译语文化种种基本要求为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