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深刻影响着中国城市创新的进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考察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能够赋能城市创新,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发挥产业升级效应和创业激励效应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城市创新效应在中东部城市、南方城市、一般城市、非特大及超大城市、再生型资源城市中显著。（4）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赋能城市创新增长,既促进城市创新数量增长,也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增长;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创新追赶效应,城市创新水平越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增长的赋能作用越大。上述结论对中国城市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机制,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区域创新环境的异质性检验后结论稳健。文章提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打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19年11个沿海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与指数模型对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建立含有海洋科技创新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尤以创新与开放层面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但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减趋势与地区分布差异特征;上海、天津、山东等省份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跨越门槛后更大,表现为门槛加强特征。因此,应推动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实施区域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深度挖掘和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潜能。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     

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限创新要素视角

采用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测度体系,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空间效应和市场机制。结果证实：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二级指标存在直接提升作用;提升一级指标的地区异质性较弱,提升二级指标中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地区异质性明显;产业数字化对邻近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虹吸效应;技术市场规模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而国际市场规模则负向调节该提升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应弱化要素集聚层面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技术应用服务的属地属人性质;强化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创新集成;优化创新要素集聚后的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扶持和技术孵化;建立健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数字经济塑造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实证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相关面板数据,论证了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效能。文章首先通过熵值评价法测算了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然后运用描述性统计、ADF检验以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二者辩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成渝地区的数字经济总体呈现波动上升发展趋势,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和新优势;此外,政府参与程度越高,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具有正向增进作用。提出三点对策建议：充分发挥成渝双核的辐射作用,带动非核城市经济发展;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区域经济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机理及实证研究

在弄清楚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机理的基础上,文章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主要表现在数字产业化对农业产品产业体系的促进作用和产业数字化对农业支撑产业体系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高数字经济水平、低乡村产业振兴程度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数字经济的影响具有微弱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是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提升市场化程度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使得作用路径得以畅通。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中阻滞的路径进行调节,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中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时空评价

当前社会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旅游经济实现复苏的新动能,是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从旅游产业规模、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环境绿色发展、数字技术支持、创新转型潜力六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的演化态势。结果表明：2011—2019年31个省份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稳步提高的态势,广东省持续位居第一,其中数字技术支持所占比重最高,之后依次为旅游产业规模、创新转型潜力、环境绿色发展、经济效率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中东部是数字旅游经济高质量创新的集聚区域,其重心位于河南省,且有向西南方向迁移态势,西部发展水平相比于中东部有待提升。综合指数中,数字技术支持所占比重最高,因此创新数字旅游发展机制,要重点将数字技术贯穿到旅游的全过程,提升数字技术研发水平。随着数字化与旅游的衔接,今后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产业发展经验,建立动态扩充的指标体系,更精确地从各个维度推动数字旅游经济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基于空间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互补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等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实现产业的非中心化,通过降低金融支持门槛提升共同富裕。文章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但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中介效应都不太显著。进一步,文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产业去中心化程度达到0.7986时,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提升共同富裕的程度。     

区域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主要在空间溢出视角下从独立效应与协同效应两条路径考察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就独立效应而言,我国区域创新不仅促进了本区域经济质量提升,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产业升级虽对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对其他区域发展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就协同效应而言,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协同深化对本区域及其他区域经济质量均存在促进作用.因此,在我国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各地应更加注重践行服务民生的发展思想,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切实履行"服务型政府"职责,做好顶层设计,为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源动力,以实现两者协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基于湖南省2010—2021年的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区域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通过对数字经济、区域物流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测算以及对影响三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旨在全面把握该地区数字经济、区域物流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以及影响因素并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根据研究目标构建了相关地区数字经济、区域物流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3个测评系统,结合相关文献选取28项指标分别构建了对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0—2021年湖南省数字经济、区域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别进行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经济、区域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水平进行测算;建立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三者协调发展的因素。结果显示：湖南省数字经济、区域物流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存在同向性;3个系统的耦合度逐年提升,受疫情的影响呈现一定的波动性,耦合协调度于2021年达到了优质协调程度。研究结论对湖南省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物流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并可为其他地区相关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分析

基于多系统协调发展视角，从理论层面阐释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耦合协调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区域创新”三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2013—2020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各系统的综合评价水平及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区域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系统性差异；从整体均值看，全流域长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在2020年初步迈入勉强协调阶段，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呈现由下游到中上游的递减趋势；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依次受到外商投资、科技投入、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驱动因素影响，且影响力依次增强，整体出现内在动力最大、外在动力次之而政府动力相对较小的态势。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强化流域三系统的技术支撑；优化内在动力，加强流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外在动力，打造黄河流域开放新格局；发挥政府动力，以财政政策支持和科技投入强化流域协调合作。     

数字经济、研发创新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及其技术应用已经成为挖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改变我国文化产业原有的创新业态,促进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论述并总结数字经济与研发创新协同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传导途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上,对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全面的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和研发创新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显著存在;数字经济会显著提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这种正向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十四五”时期,应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强化区域间合作,实现文化产业供需的良性循环,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