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公共教育投入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

基于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深入探讨公共教育投入影响居民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够使低收入群体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更多,进而从总体上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各级各类公共教育投入都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但是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不同,其中：基础教育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分配,特别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助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高等教育投资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推进创新发展的方式,更有效地提高个体收入,促进经济增长。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数据(CHIP2013)分析了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养老保险缴费特点、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1)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农村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镇。尽管新农保是社会的主要参保类型,但全国养老保险缴费金额主要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贡献。(2)养老保险缴费过程扩大了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农村地区的再分配作用不够明显,但是因为其缩小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3)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显示,解决制度间的差异是降低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的最有效办法。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缴多补的补贴政策,都是降低缴费不平衡、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收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高效而普惠的服务对居民的养老保障及参保缴费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2—2019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样本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渠道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参保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2）地理区位异质性和收入分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省份及低收入省份参保率产生的影响最大;（3）渠道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居民收入作用于参保率,居民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参保率的重要中介机制。文章结论为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和筑牢社会养老保障安全网提供了政策启示。     

辽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

辽宁省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省份,＂辽宁试点方案＂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为辽宁老工业基地再次腾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从发展角度看,辽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远未完善。据此,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辽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对老年贫困、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对居民福利的作用,探索制度运行中现存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为辽宁乃至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改革依据。     

财富激励与延迟退休行为

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富激励效应与延迟退休问题备受关注。财富激励能否影响延迟退休行为？采用2000—2012年A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的个人微观数据,利用2005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的自然实验机会,证实了不同参数设定下的养老保险制度均存在负向的财富激励。发现这种负向的财富激励对延迟退休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利用改革后收入水平分类的数据,进一步发现：受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约束,低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延迟退休;此外,负向财富激励的减弱更容易促使较高收入女性延迟退休。据此,分析了我国延迟退休的政策方向,并指出须在尽量减弱或消除负向财富激励的同时,对不同收入、性别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及补贴机制。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CFPS2016数据,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消费不平等总体上较为严重,且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内消费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提高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消费不平等,且人力资本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随生命周期变化而减弱,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农户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呈“驼峰状”,组织型社会资本则仅对抚养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存在影响;考虑不同消费结构之后,同对照组相比,抚养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低,而起步型家庭和空巢型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偏高,且家庭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在农户发展型消费不平等中产生的作用最明显;中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影响农户非农就业来降低消费不平等,组织型和亲缘型社会资本禀赋则通过缓解农户融资约束和提高家庭收入地位来缓解农户消费不平等。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对经济要素影响的实证分析

20世纪末，我国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时期老年贫困、代际收入分配不合理、财政负担沉重等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然而，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国情中相同养老保险模式的经济效应并不确定。因此，本文将从收入再分配角度实证性分析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对经济增长要素如消费、储蓄以及劳动力供给等的实际作用，从而探求“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视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维度与受益维度测算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结合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年提高，且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更高。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减少地区劳动力流动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达到38.89%,劳动力流动中介效应占比达到20.94%。鉴于此，应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偏向，增加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以提升农村人口质量、发展质量，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收入不平等与中国老年人非正式照料

伴随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料需求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8年CLHLS连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影响因素,并估计了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非正式照料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数、由退休金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丧偶、失能程度等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而社区提供健康教育显著负向降低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在具体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综合影响比重达到了76.86%,其中,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贡献了88.66%。在影响程度的单边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高达58.12%,负向挤出效应为33.33%,净效应达到了24.79%。性别和地区特征下的群体异质性较小,但伴随老年人失能等级提升,收入不平等净效应呈现降低趋势。因此,根据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以提升老年人照料水平为导向,文章提出降低收入不平等、优化正式照料资源供给、强化制度保障等政策建议。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理论机制与测评经验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以财政补贴为核心和特色，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对社会整体与居民个体主观福利产生了诸多影响，表现为养老保障、收入分配、储蓄消费与参保激励等福利效应。基于底线公平、分配正义、理性选择与外部效应理论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福利效应的理论机制与测评经验展开文献综述发现，学界通过多学科视角、多方法应用，系统评估制度政策效应，内容涉及水平测度、因果论证与机制分析，为制度改革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但现有研究也还存在诸如价值判断标准缺乏，动态追踪研究较少，方法数据有待规范等问题，兼顾制度公平与效率，以整体性视角加强对制度发展演变的全程反馈，是更好发挥理论助推政策改革实践、促进制度更好发挥福利效应的关键。     

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居民收入——基于私人和公共部门健康支出的实证分析

从私人和公共两部门的健康投资出发,利用CHNS数据考察1991—2006年我国居民健康投资与健康人力资本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健康投资对居民健康水平改善具有显著正效应,我国公共健康投资的健康产出效应大于私人健康投资,农村公共健康投资的健康产出效应低于全国水平而私人健康投资的健康产出效应高于全国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健康人力资本对居民短期和长期收入存在显著正效应,而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仅对短期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创业活动如何促进消费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扩大消费、推动消费升级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对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索如何通过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揭示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1）生存型创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减贫效应促进消费增长;（2）社会型创业以商业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缓解消费不平等;（3）高成长型创业通过扩大就业效应,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4）创新型创业对技术、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通过优化供给效应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消费升级。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提出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分析框架和影响逻辑,对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创业扶持政策和促进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发。     

社会保障、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门槛效应研究

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是增进居民福祉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本文运用面板线性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二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线性关系来看,社会保障、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存在挤入效应,且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为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向抑制作用。其次,社会保障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影响。最后,从非线性关系来看,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城镇化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二者对居民的增收效应也会有所提升。其政策涵义在于深化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制度改革,实行差异化公共财政调控政策,发挥二者对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功能。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回归分解技术,对东部和中西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 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作了比较。就人力资本对不平等的总影响而言,东部和中西部差别微小。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经验的影响则正好相反。社会资本的情况则相反,发达地区要小于不发达地区,但是,政治资本对不平等的影响是,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这些结果否定了收入不平等的市场一元论解释,认为市场和国家联合作用对收入不平等研究的解释力更强。     

通货膨胀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17个省份收入分组数据

为了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影响的结构效应,基于中国1995-2012年17个省份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构建了均衡模型论证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总收入和分项收入的影响机理,采用动态GMM方法检验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收入份额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最高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外,通货膨胀降低了其他各收入水平组的当期收入份额,从而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中低收入组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份额对通货膨胀没有调整应对能力;通货膨胀却极大地提升了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降低了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从而缓解了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差距;高收入组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通货膨胀中受益最多;通货膨胀有利于转移性收入“正向分配”效应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