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韬“华夷观”的变化及其近代外交思想

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突破封建文化羁绊而直接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自19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不断地呼吁清朝统治者不仅要在内政方面“兴利除弊”,而且要在外交领域来一次全面革新,对外交改革的关注是王韬变法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韬虽未做过外交官,但他一直以“熟谙外交”自居。他曾多次发表文章和上书当局阐述自己的外交主张和设想,并不时暗示当权者自己虽别无长才,唯于“外交一途”堪备“君国驰驱”。近代中国办     

晚清平民知识分子的西学道路——评王韬与沈毓桂西化思想背景的异同

在西学初传中国的19世纪50年代就与西方传教士密切交往,长期服务于他们,而且此后能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一番成就的近代人物中,王韬与     

在进化论传播的背后——论“进步”观念在近代中国确立之条件与理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乃是大批知识分子先后接受了进化论,根本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图景和历史循环论。从此,历史进化论占据了思想界的王座,并且成为中国人接受其他各种现代意识形态的支援意识,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进化论的广泛传播,造成了某些新的民族心理和共识,其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进步”。”进步”的信仰,指示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随着时间之流,世界必定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进展。与此相伴的是人类的知识、幸福、力量和德性也在不断增长,最终将进入到一个高度完善的理想社会。对现代化史的研究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进步的信仰都是现代运动的观念前提。没有作为价值的”进步”观念,就无法理解所谓现代性。因此,进步的信仰理所当然地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精神。或者说,“进步”的观念,是20世纪中国精神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论王韬西方观的形成

王韬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走向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前沿,矢志不渝地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具鲜明时代性的西方观.探寻王韬西方观产生和形成的基本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回顾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接受进化论思潮的“向内转”

进化观念自西方引入以来,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思想史上的多次理论论争与新的学术命题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关联。经过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之后,近现代中国对进化论的接受逐渐出现了由注重生存竞争到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创造的“向内转”倾向。这一转向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创造性转化外来思想的结果,也是中国思想话语自主创新的范例。《东方杂志》《民铎》持续发表多篇翻译、介绍乃至研究进化观念的文章,对深入了解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年宗白华是这一时期柏格森生命进化思想的直接接受者,他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五四”前后对柏格森“向内转”的进化观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对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讨论过程中对科学的反思、对柏格森生命进化的借鉴无疑强化了进化观接受的“向内转”,促进了“人的解放”现代思想潮流的发展。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接受进化观念的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同时对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以极不情愿的方式被拉进世界万国体系之中。王韬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用自己的认知、表达和态度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充满冲突与碰撞的过程。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于西方法政知识的具体认识经历了上海墨海书馆、流亡海外和重回故土三个时期,其对西方法政制度的认识存在着变与不变两种倾向。一方面,王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法政知识,超出了"朴素排外主义"的范畴,以一种"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态度和立场,加入了同时期其他人所不曾掌握的"世界性的元素",调和了学习西方和儒学中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王韬始终坚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上性,对于西方以及英国的思考仍然在儒家"循环论"和"衰退观"的框架下进行,受到"强制同化"和"圣学投影"这种认知—评价心理的制约,因而最终未能更进一步,超越这一时期流行的"中本西末观"。     

谁是我国近代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

学术界向以严复于１８９５年译《天演论》等书为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之滥觞,然而,若就西方哲学 输入先后而言,则在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等书之前的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就开始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 译介传播工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王韬作《英人倍根》一文,向国人介绍了培根哲学的基本精神。八十年代, 王韬入主上海格致书院。在王韬的主持下,王韬和书院的教席不仅向学员教授介绍了古希腊率达哥拉斯、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而且向学员重点讲授了英国哲学,其中主要是近代培根和当代达尔文、斯 宾塞的思想,并对各家思想作了颇有见地的评述。当然,王韬及格致书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还是初步的、简略 的,但他们传播西方哲学,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是值是纪念的。     

论王韬的变法思想

王韬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思想家,王韬的变法思想自然烙下了儒学的印记。王韬变法思想的原则是“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这一原则既有中国特色,又充满西方政治色彩,体现出变法者思想上的矛盾,一种解不开的心结。     

“两种生产”新析

“两种生产”的思想,是马恩早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到19世纪80年代后,恩格斯又以简要的语言进行了专门的论述。然而,100多年来,“两种生产”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被人们接受和理解。国内外众说纷纭,在我国,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但就“两种生产”的含义、“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以及“两种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本文对此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寻找中国社会的"自性"——梁启超"中国社会论"初探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借助西方进化论,将中西社会差异诉诸"群"之内在构造原理差异,并运用"家族"、"公私"、"家国"、"治乱"等本土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的"结群规则"和"构成原理"展开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社会论".其对中国社会自身特质的深层次认识,对于中国研究"本土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对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独到剖析──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杭州大学经济学院蒋自强和张旭昆两教授合著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一书，在论述体列、研究模式以及理论观点等方面都有创新。西方经济学起源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迄今已有500年了。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变革，即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被称之为革命和综合．其中公认的革命和综合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第二次是本世纪30年代的所谓“凯恩斯革命”。第一次综合是19世纪40年代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以及对社会哲学的某…     

抉择与契合——论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启了近代国家转型的艰难进程。这一转型过程在国家形态上体现为近代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建立,但其内涵却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近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报刊、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兴建及各类文化组织的创办和成长,逐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知识分子群体及精英阶层在公共文化领域不断讨论西方现代国家代议制、公民权利、民主宪政等概念,并通过报刊论战、集会辩论等形式讨论西方与中国国家形态的差异、国家体制与民族富强的关系,通过公共文化领域的公共传播机制,沟通社会各个阶层,并培育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以现代民主宪政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认同。这为古老中华民族从中古国家转入近代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生物进化论与文学自然主义

生物进化论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文化衍生物所导出的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乃是充斥着大量生物学意义的艺术形象的出现与以生理学描写作为重要标识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在很多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对人之本能的类似于生理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解剖。受生物进化论“适应”观念的启发,自然主义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环境描写的独立地位问题。自然主义作家热衷于描写人物是如何被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外在社会环境和内在遗传因素所摧毁的,求真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使其普遍抽离了传统文学书写中常见的那种道德教喻的意旨。当生物进化论及其“实验”方法论所推动的科学主义思潮成为19世纪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标举“文学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也就合乎逻辑地在19世纪后期成了西方文学的主潮。     

严复与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比较

严复和章太炎都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耀眼明星。前者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后者“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侯外庐语)。前者在维新变法的大潮中,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呐喊,敲晌中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长鸣警钟;后者则以对“历史民族”传统的深刻阐扬,为汹涌而至的反满风潮推波助澜。在那风云际会、沧海横流的年代,严复第一次既系统而又有选择地从西方搬来了进化论思想,稍晚的章太炎对进化论学说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发挥。本文试图     

当前“国学热”兴起的文化理路

当前“国学热”是指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内容的文化现象.其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论域的转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崛起,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逐渐解除.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引发了人文精神危机、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西文明比较等话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为解构近代以来制约传统文化地位的传统/现代、保守/进步、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概念范式,扫清制约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障碍打下基础,并从不同层面导引传统文化地位的提升,为促成大众“国学热”的兴起奠定思想基础.     

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

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由政治转轨造就的.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国政治两次重要的转轨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对抗"与"和解"是两次转轨最重要的特质.     

日本早期进化论的演变及对中国传播的影响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原因在于：近代两国的历史传统、面临外强侵略的民族危机感导致的政治论争、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以及进化论的双重属性和特征等。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传播,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壮大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来阐述进化论对于日本,重点是日本对于中国理解和接受进化论的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同的影响。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政治传播学发展脉络与未来进路——基于CNKI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

中国“政治传播学”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已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在中西关照的比较视野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始终以阐释社会发展规律,解决中国本土发展问题为学科己任。本文聚焦政治传播研究历史脉络,首次结合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和知识图谱分析方法,阐释和分析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四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从“一穷二白”的学科知识探索到加快推进学科在地化进程,从“他山之石”的理论方法借鉴到突破西方语境的学术话语权提升。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始终聚焦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现场,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在知识生产、学科建设、话语影响力三个维度,不断思考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进路,以期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