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主治吏不治民”:论《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

本文通过对《唐律》中官吏渎职罪的研究提示了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对官吏渎职罪的规定和惩罚是《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唐律》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属于官吏渎职罪。《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一般性的渎职罪和特定的渎职罪。在《唐律》中 ,官吏渎职罪的范围十分广泛 ,对渎职罪的刑罚是十分严厉的。但严刑不是唐朝立法者的目的 ,对官吏渎职罪的刑罚力求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罪”的原则体现了唐朝立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唐律断罪引律令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唐律“断罪引律令”是依法裁判的表现。依法裁判是实质，引用律文是形式，唐律“断罪引律令”是实质和内容的结合，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关于引用律文，唐律在律、令、格、式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和引用顺序方面有具体规则。唐律要求“断罪引律令”,否则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是为确保法律得以忠实实施、实现罪刑法定的重要设置。     

从一份吐鲁番文书看唐律的变化

LM20-1457-20-01、大谷5098、8099号《贼盗律》残片的制作年代为载初元年(689)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反映了一种与《唐律疏议》第294条不完全相同的关于卖期亲卑幼的律文。从《贼盗律》残片所反映的武则天时期的唐律及其疏议到《唐律疏议》,唐律及其疏议显然是有过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既涉及形式方面,也涉及内容方面。同时,《贼盗律》残片与《养老律》《唐律疏议》的异同,也折射出从永徽律疏到《唐律疏议》的递嬗演变,为《唐律疏议》系开元律疏的说法提供了有力支持。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唐律》东传日本之原因探析

在中国四千余年的法制发展史中,《唐律》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仅为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而且在东亚诸国的封建法典中都可以寻觅其存在的痕迹.而在这之中,日本学习《唐律》无疑是最成功的,日本仿效《唐律》建立起了自己的律令制度,大大加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使日本稳速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日本选择《唐律》作为其进行律令变革的模范并非偶然,而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基于一系列因素深思熟虑的结果.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死刑与《唐律疏议》死刑之比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死刑主要有:戮、斩、磔、绞、定杀、生埋、弃市、腰斩、枭首等。《唐律疏议》的死刑只有两种:绞和斩。唐律的死刑刑罚体系比秦汉律大为简化,种类减少,更加简明扼要;唐律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比秦汉律减轻,较为宽和。这些都说明了唐代比前代刑罚制度更趋于人性化,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立法思想深受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影响。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附论元初的刑政

元人王元亮的《唐律疏议纂例》述及金泰和律刑制时 ,在七等徒刑下分别标注“决杖六十”至“决杖一百”字样。研究金元法制史的中外学者 ,或者对此未置一词 ,或以为这是金末用以替代徒刑的实际刑罚。本文通过对金元法律文献的考察指出 ,王元亮所谓“决杖”,实指泰和律所沿袭的其来已久的作法 ,即把决杖作为附加刑并施于徒刑犯。在澄清此项事实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金元之际刑法体系转换过程中若干重要的历史细节     

论《唐律》共犯制度对现行刑法的借鉴价值

唐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高峰时期,其相关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刑法理论中的共同犯罪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唐律》不仅在总则性的《名例》篇中规定了共同犯罪人的法定分类、共犯人的认定以及对共犯人的处罚,而且还在分则性的其余各篇中,针对特定罪名做了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处理原则和方式等的规定.为此,深入研究《唐律》对于完善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唐律疏议》主要罪名考

《唐律》对所有的罪名没有作分类概括,一般的罪名散见于各律条之中。《唐律疏议》对最严重的犯罪实行总概罪名、分类罪名及具体罪名三级概括制。《唐律》把性质最严重的十类犯罪概括为十恶罗列在《名例律》中。本文对《唐律疏议》中的十恶、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秩序的罪名、妨害婚姻家庭以及官吏职务犯罪的相关罪名进行了分析阐释。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