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南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

本文介绍苏南地区立足于本地区的经济成就和较高素质的社区居民,大胆创新,拓宽苏南模式的涵盖面,城乡社区互相借鉴,相互融合,创建了苏南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格局,并对苏南的城市、乡村社区建设进行了个案分析,突出苏南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的特色;强调它对我国社区建设的示范、导向效应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城乡统筹背景下苏南新农村绿化模式研究——以昆山市为例

在快速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地处长三角经济区的苏南地区新农村绿化建设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通过对苏南新农村建设实例分析,结合昆山市新农村绿化实践,从三个层面对苏南村庄绿化模式进行探讨。宏观上打破单个村庄为单位的限制,从大尺度上对乡村绿化规划布局进行研究。中观上对村庄的整体绿化形式进研究,分别对城镇型、城郊型、乡村型三类村庄的绿化模式进行分类研究。微观上对单个村庄内部水网、路网、农田林网、公共绿地等进行具体的绿化模式研究。并对不同绿化模式建设实施提出建议。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论乡村的新道德建设

在激烈的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 ,存在着新旧两方面的负面道德因素 ,阻碍乡村变革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建立起包括农民个人新道德品质、乡村社区的新道德氛围、乡村发展的新道德制约等内容的农村道德新体系 ,采取必要措施强化乡村新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人文前提

农村道德建设是构建乡村和谐和解决整个“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和人文前提。一是确立乡村市场道德理念,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二是健全化解乡村人际矛盾的道德机制,促进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强化乡村公共道德规范,扼制越轨行为,促进村民与社会的和谐;四是营造公平正义的道德环境,发扬扶贫帮困精神,促进乡村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     

道德银行：乡村治理新模式的探索及实践——基于四川省詹井村的案例

道德银行嵌入乡村治理能契合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公共性和规范性,促成治理走向有效,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意涵。道德银行的探索,开启了乡村治理的自治新格局,开放了乡村治理的法治新领域,开拓了乡村治理德治新体例。同时,道德银行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着价值性壁垒、技术性阻力和结构性掣肘等挑战。为此,应从观念上厘清公共私、强化价值观,技术上构建利益表达、调整利益整合、增设利益反馈机制,结构上取得社会、行政和政治合法化,从而构建乡村治理新模式,实现乡村治理走向治理有效。     

社会化小农视角下的乡村公共舆论

乡村公共舆论是乡村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当前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迁,乡村公共舆论对农村社会的评价和指导作用日益微弱。在社会化小农阶段,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越来越脱离乡村共同体,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同时,传统道德资源和集体主义道德的共同缺失,使农村社会道德资源愈加匮乏,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乡村成员的行为准则。乡村公共舆论发挥作用的基础正在遭到严重侵蚀,其对共同体成员的制约作用也大大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公共文化为核心来推动乡村公共舆论复兴,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有序。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以当代浙北乡村为例

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支持浙江率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未来的乡村振兴与治理工作不仅要继续推进和巩固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层面的均衡和富裕水平，也要更多关注和提升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和治理水平。从“经济”转向“文化”并聚焦“道德”视角，成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点方向。浙北(海宁)农村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儒家文化遗产、地方人文精神等，推动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亲情孝道、崇德尚贤等与儒家伦理紧密相关的传统礼俗文化的吸收转化、宣传教育和推广应用工作，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从政策层面看，儒家伦理既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现代道德建设与治理框架中寻求自身的现实意义与内涵转化，也要积极融入地方社会的礼俗传统和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而“新乡贤”在基层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发挥的道德示范与社会整合作用对此颇为重要。     

道德共同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农村社区的想象——解读电影《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

1949年后,土地改革开启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权力实践,人民公社的高度集中化是国家对农村控制的高度体现.国家对农村的权力实践过程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乡村资源的垄断,直接导致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沦丧和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即乡村道德共同体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作为临时道德代言人的国家随着对农村社会经济控制的削弱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1980年代出品的两部电影<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乡村仍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乡村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都可以通过乡村这个道德共同体的力量来解决.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这两部电影的角色和情节设置,来揭示1980年代国家对农村社区的道德想象.     

道德贫困及其治理的乡村个案研究:基于信德的观测

当代中国乡村道德贫困问题研究缺乏从文化角度深度展开,亦没有对“公权力集团”做出阶层区分.以理坑村为例对乡村道德贫困现象进行探讨,村民的美德正在丧失仅为表象,村民信德失范不应完全被宏观地描述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更应从微观上将其视为村民间接和隐蔽地不满地方政府行为的形式和产物.这种不满源于基层政府的所作所为被村民解释为自利的不正当行为.村民对基层“公权力集团”成员不当的行为方式、不公的政策安排及腐化的人格形象的不满与怨恨无法直接申诉,转而向其他相对弱势社会群体宣泄,这是村民行事的逻辑,也是理坑村出现道德贫困现象的根本原因.“公权力集团”成员及治理方式的不公正动摇着乡村社会既有的道德结构和道德文化,瓦解着村民继续市场化的热情,衍生出道德贫困.这种道德贫困的本质应该被表述为特定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文化下的自我道德戕害和隐秘的反抗形式的间接表达.因此,中国乡村道德建设的首要对象必须发生转向,即由村民转向地方政府等公权力集团.     

乡村家族文化的当代书写——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个案

贾平凹小说《秦腔》描写的乡村家族文化在现实中的遭际。受社会、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制约，家族及家族文化体系从根本上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所以，当下的乡村家族文化处于一种历史性的消解过程中，最终导致了乡村象族文化精神的丧失。     

苏南人口与环境问题及对策

重点论述在苏南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已具有整体性和严重性的特征，并分析了人口因素和人为因素是产生苏南环境污染的决定性因素。建议提高苏南人口的环境意识，并对苏南的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等     

基于Best产业集群动态理论的土地流转动力机制——以苏南HX村为例

借鉴运用Best产业集群动态模型理论,并在剖析苏南HX村土地流转的五大动力因素（工业发展驱动、地价剪刀差驱动、比较利益驱动、政府推动、乡村权威驱动）的基础上,得出HX村土地流转动力机制形成、发展过程及作用机理,以此促进我国尚不完善的乡村土地流转理论和实践。     

合作社道德意涵之重申及其启示

没有道德意涵就没有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道德意涵始终是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没有因合作社 的模式变化而改变。 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异化和理论上出现分歧,主要原因就是 合作社的道德意涵被遮蔽。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都十分必要。 其必要 性是,理论上达成共识,实践中本质不发生偏移,功能上形成益贫发展,目标上实现农业农民现代化和乡 村共同体的价值凝聚。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启示是,以道德为基点促进农民合作社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以组织为杠杆使农民合作社成为乡村振兴的载体,以价值为核心将农民合作社打造成 乡村共同体的新粘合剂。 创新之处在于,揭示合作社被遮蔽的道德意涵,为农民合作社理论研究奠定基 础,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探索指明方向。     

清代苏南书院公共职能之拓展

清代苏南书院在传统的公共职能之外,又发展出一些全新职能。于政治而言,江宁府钟山书院曾一度充当赈灾领导机关,江宁府高淳县学山书院则长期成为七乡办公总所,履行公权力机关的部分职能。于文化而言,常州府宜兴县乡村民众兴建书院,奋力抵抗基督教深入传播,收到良好成效。于社会而言,苏南乡村书院以民间办学取代社学、义学成为基层教育主体;又举行读法、宣圣谕、讲乡约等普法教化活动,并开展文化交流,成为地方文化中心。苏南书院在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塑造、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公权力与私人领域的平衡发展中,自我发育,稳步成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在当今文化复兴中也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中国式和美乡村的文化意蕴与建设路径

美丽的本质在于和谐，“和美”是中国式乡村的价值追求，贯穿乡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美”概念把我国传统的“和”文化纳入其中，“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基因、内核，其所蕴含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为和美乡村建设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智慧支撑。在新征程上打造中国式和美乡村，必须注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环境保护，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农民参与机制。     

论近十年乡村影视“乡村-母亲”道德意象的构型

在社会转型与审美现代性批判中,近十年乡村影视“乡村-母亲”道德意象的构型,表征的是其精神画像的道德崇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冲突中,“乡村一母亲”作为农耕文化怀旧与家园诉求的审美意象,内中葆有文化心理的亲切感与道德伦理的回归感。     

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造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一、产权改造诸种模式的发展及其特征江苏省乡村集体企业从总体上讲,起步早、发展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造了全国瞩目的“苏南模式”。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它条件的变化,即便是曾经辉煌的“苏南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各级政府面对现实通过反思已意识到,乡村集体企业以传统集体所有方式,难与市场接轨,必须在产权改造方面寻找突破口,进行企业组织和机制创新。现在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造已形成子一个大“气候”。主要模式有: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或公有民营,股份制,兼并或拍卖(转让),按《公司法》要求组建规范化公司,组建企业集团等。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