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叙述模式的演变

散文的叙述问题历来被研究者忽视,这种狭隘的文学观念应予改变.必须将研究的重心从修辞、描写、意境和篇章结构转向叙述,确立叙述在散文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不能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层面来理解叙述,而应借鉴现代叙述学的原理和方法,建立与现代人的心理和思想感情相匹配的现代叙述方式.从创作上看,中国现代散文叙述模式的演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叙述方式从一元到多元:二是呈现型叙述取代概括型叙述;此外还有隐喻性叙述、跳跃断裂式叙述、反讽戏谑叙述等等.这些叙述模式的演变,拓展了散文的艺术空间,不仅给我们某种艺术革命的新启示,而且有可能使散文获得与小说和诗歌平起平坐的自信.     

“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

语式为文本由叙述方式的运用而构成的形态模式,“三言”的叙事法基本上是以一事为枢,串联多事,记人一生的“纪传体”,故事多曲折而且完整,体现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十日谈》却没有承接西方叙事文学在史诗、戏剧、长篇小说形成的塑造性格的语式传统,大部分文本是只叙一事,不注重写人物的一生,叙述时间和故事发生时间都比较集中,篇幅不长。语言形式与语体变化的意义并不是只局限于语言学、文体学本身。它实际上更多地含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观念方面的色彩。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     

当代诗歌叙述性思潮与其本体性叙述形态初论

当代诗歌叙述性思潮发生于一个特定的年代,那是一个现象还原和回到本身的年代。这里所谓"现象"、"本身",既指向事与物,也是生命和语言本身,由此便体现了一种语言、事物与生命同构一体的本体论诗学。如从诗歌叙述学的角度看,则可称作是叙述本体性诗学。从基本类型上说,诗歌叙述主要有喻(或寓)体性叙述和本体性叙述两种形态。第三代诗歌呈现为一种原发性的本体性叙述形态,于坚诗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无论从叙述者与体验视角的一体性,还是叙述时空与叙述节奏等方面,都体现出独特与鲜明的本体性叙述特质。     

元叙述:普遍元意识的几个关键问题

元叙述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表意程式化对抗的一个主要途径.元叙述一词,已经在当代文化研究和叙述学中广泛应用,但是意义歧出,难以厘清.仔细检查各种体裁的元叙述,可以看到元叙述化有五个方式:露迹式、多叙述合一式、多层联动式、寄生式、全媒体承接式.所有这些元叙述化方式的共同点,是“犯框”,是破坏叙述世界的区隔边界.元叙述的目的,是破坏结构叙述的“逼真性”,暴露其人为的构筑过程,从而使意义从文本束缚中解脱出来.     

百年汉诗文体的流变及其叙述

本文的重点是百年汉诗文体流变的“叙述”。依据现代历史叙述观念 ,揭示百年汉诗文体的发展线索、历史分期及现代化趋向。依据现代文体观念 ,揭示百年汉诗文体流变史 ,既是诗歌语言形式探索的历史 ,又是诗歌精神品质嬗变的历史 ,最终归结为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嬗变的精神发展的历史。在此基础上 ,提出叙述百年汉诗文体流变包含诗学观念的梳理、语言形式的分析和精神品质的提示 ,包括体裁的叙述、语体的叙述、风格的叙述 ,包括诗体流变中规范与反规范的矛盾运动以及诗体形式规范的积极审美功能等重要内容。     

论莫言《红高粱》的死亡叙述

莫言小说中的死亡叙述呈现出独特的景观。在他的作品中,死亡是作为生命欲望的对照物而呈现的,死亡是生命的一种承诺方式,表达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喜悦,那些“美丽而庄严的死亡”启导读者领悟死亡的另一重意味。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有着死亡叙述向死悦生的独特品格。     

“无名”的叙述:当代新闻话语的符号学分析

新闻的文本身份是由媒体机构决定的,新闻叙述往往呈现出“非个人化”风格,特定的媒体机构是其叙述文本共同的“普遍隐含作者”。渗透在新闻文本中的一系列“元符号”,彰显出群体性的主体意识,传达出特定媒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常规化和标准化叙述依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且阻碍了新闻话语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由新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受众参与,多样化的“小叙事”加入到与新闻机构“标准叙述”的竞争中,传统新闻业的边界趋向消解。与“强编码”的标准化新闻叙述相比,大众新闻遵循“弱编码”的路径,生成了更具个性的新闻话语。“强编码”与“弱编码”新闻的功能产生了明显分野：前者更多地指向现实认知,而后者则主要诉诸人的情感与审美。“弱编码”新闻消解了“强编码”新闻的标准化叙述霸权,有效地拓展了新闻的功能。     

论古典诗歌叙述口吻的模糊性

我国古典诗歌的叙述口吻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它所运用的口吻互渗、口吻互叠、口吻的转移与替代等手法使诗歌表述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向性,这是促成中国诗歌独特美学品格和艺术个性的原因之一。这些艺术手法和审美方式对古典戏曲、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论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的叙述方式

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在叙述方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更见变化多样。寻根文学在借鉴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技巧的基础上发展了“元小说”这种叙述方式。颠倒错乱的故事时间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和哲学观念有关 ,其叙述时间并无多少叙述学本体上的意义 ,而寻根文学虽有纯叙述学的考究 ,但缺少拉美本源上的特征 ,因而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汉画的叙述:结构、轨迹与层次——叙事学视阈下的汉画解读

在汉画中,不论是横向多格构图形式,还是纵向多层构图形式,抑或是多种艺术要素组合的构图形式,其构图艺术上的排列与组合,构图意义上的展现与表达,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又在艺术的表现和意义的表达等方面存在着可供总结的规律性特点。当我们尝试将这种“关联”视为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叙述”的时候,这种“规律性特点”也便具有了构图艺术上的典型意义。于是,我们至少获得了关于汉画的三种叙述形式:叙述结构、叙述轨迹与叙述层次。     

中国图像叙述学:逻辑起点及其意义方法

本文以西方叙事学为出发点和参照点 ,把通常的“叙事”范畴扩展为“叙述”范畴。“叙述”成为本文进行中国图像叙述学理论探讨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本文简要梳理了中西图像叙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分析了图像叙述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及其与语言叙述不同的叙述特征 ,认为中国图像叙述学是当代叙述理论研究的一个广延 ,尤其为中国古代叙述提供了一个彰显美学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广大背景 ,是对当前全球化“图像转型”的一次理论回溯 ,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重大。     

身体记号在文学叙述中的价值

身体作为爱恨亲仇各种情感的载体,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来说,它是一种指意活动。长期以来,让身体进入写作是文学一直关注的问题,写作指向身体,意味着文学试图将物质的身体转变成指意的身体,这种文学的身体是通过身体记号的方式来实现其叙述价值的,而身体记号的刻录有赖于一个故事的叙述;同时,身体也是文学叙述的基本动力。     

五四与古典传统叙述资源的隐与显--文革期初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之叙述资源分析

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主要采取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资源,而表面上放弃甚至屏蔽了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传统,但其叙述者隐身抒情、半开放式大团圆结局等叙述手段又与五四小说家引进的现代小说叙述资源有着深刻的同构关系。这种古典传统与现代性资源的结合,可以说是以科学、解放为主旨的现代性被移植在前现代性的古老传统之上的写照。饱受古典传统浸染的人们以为自己走向了“现代”,其实走向的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叙述话语及其存在方式

一个题材的叙述并非客观反映这样简单,至少应包括故事、话语、语境及体验等四个层面的打磨和拿捏,就文本而言,其不仅是一种叙述技术的成果,更是一个世界和生命的再生和创造.于是,叙述者的存在就成为一个前提.本文就叙述话语与故事话语的区别、叙述话语的学理依据以及叙述话语的三种存在方式等方面展开论述,力图对叙述话语做较为全面的探讨.     

"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近20多年来,许多领域经历了"叙述转向".从历史学、心理学开始,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叙述转向,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本文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当今叙述转向的大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为此,本文试图提出"最简叙述"定义,提出几种根本性的叙述分类方式,并且试图提出无论哪种叙述都遵守的几条原理.     

元叙述的危机:一项后殖民研究个案

历史 (元 )叙述危机不应被视为历史学的灾难 ,而应是积极意义上的危机 ,实际上是强化了这门学科。借用库恩的理论 ,危机根源于无法令人满意地解答异常。以《历史与理论》专号为例 ,证明通过同化非传统方法某些要素 ,将加强传统学院派历史的主导话语 ,由此显示出历史学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情境且回应新需求的能力。而在利奥塔理论情境中 ,历史学危机是制度的或技术的而非认识论的 ,摆脱危机在于正当化叙述。后殖民研究作为“新人文学科” ,批评各种元叙述 ,但又是其中一种。在此意义上 ,危机是一种暂时和值得期待的现象。通过沙克拉巴蒂的印度贱民研究可以证实这一设想 ,后殖民研究被主流话语吸纳 ,系统无须改变预设就得到充实。     

“叙述”权势初探

文章探讨了叙述视角下涉及到的权势问题,从“权势”这一概念的定义开始谈起,回顾了机构话语环境下的权势问题研究以及叙述权威性研究.叙述分析视角下的叙述、社会权势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同建互构的.机构话语环境下的叙述研究显示了机构权势的不对等对叙述形态以及内容的相互制约作用；叙述权威性问题实则是对语言资源的控制,也是强权者对叙述话语权的控制；以及弱权者对主流话语权的抗争.因此叙述视角下对权势问题仅仅是语义层面上的意义构建,所涉及到的是更广义的文本与社会现实两者之间的关系.     

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以电视剧《潜伏》为个案的叙述学分析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思潮,中国的叙述学（叙事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叙述学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影视、绘画以及法律等诸多领域。电视剧《潜伏》的收视率屡创新高,堪称近年来少有的谍战佳作,其热播引人深思。该剧巧妙地采用了类型融合的叙述策略,主要体现在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上。本研究结合叙述学和电影学中的叙述理论,不仅对该剧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视角进行了审美解读,而且从线索、主题、时空、情节和人物等方面对该剧的叙述结构加以阐释和归纳,指出该剧的热播主要归功于幽默睿智的语言,“限知、平视”的视角,“信仰、爱情”交织的主题,详略得当的时空幅度,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等。     

历史叙述与现代阐释之间的变奏——以狼意象的文化演绎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阐释学的发展,文学的叙述方式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传统的叙述观念开始从历史及其文本的思维框架中解脱出来,进入到现代文化与传播语境,因而获得了新的理解和诠释,形成了耳目一新的学术理论.但是,由于新理论在文化上过于激进的态度和方式,忽视了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关联,并失落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链条.而通过一种历史与现代交互与对照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和建构人类叙述方式及其变迁过程,则可以开通一条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理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