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从军”歌谣及北魏“天子”和“可汗”的并存

"木兰从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中不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个源于民间歌谣的故事直到今日还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这位女勇士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并且成为代表"中国"的符号。然而,故事里代表着"中国"的统治者实际应来自本文所要讨论的拓跋部族。近年来,学者们特别注意到了《木兰诗》中的"可汗"与"天子"两种称谓历史,北魏时期的大背景应该最能解释歌谣中的这些细节:当时中国北方经历了十六国的分裂后的首次统一,北魏帝王在沿用中原帝王"天子"称谓的同时,还保留了突厥化蒙古人的"可汗"称谓,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北魏帝王独特的双重面貌。     

论北魏西郊祭天

鲜卑拓跋部传统的西郊祭天,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化历程。祭天地点由早期的不固定转为固定发生过多次历史转变。始祖神元帝首次祭天选在夏四月,很可能与汉文化的历法思想密切相关。天坛四门的四种颜色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但追究源头则来自汉文化的五行思想。尽管道武帝皇始元年已经成为天子,但是在举行西郊祭天时则以"可汗"身份。这说明拓跋珪在北魏政权内,具有"天子"和"可汗"两种不同文化的称号。     

甘州回鹘登里可汗考辩

本文在对勘于阗文书和敦煌石窟遗书的基础上,探讨了吐蕃文书Pt.1188《敕命委任状》和Pt.1082《致归义军仆射张淮深书》的写作时间和作者,勾勒出甘州回鹘汗国的早期历史。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的第一代可汗登里可汗就是太子狄银,也就是唐昭宗册封的天睦可汗。907年左右,甘州回鹘政权日趋稳定,势力逐步强大。     

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特色述论

两宋时期,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唃厮啰政权是以部落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国主"与"议事厅"是其政治特色;高昌回鹘采用王制;甘州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双王制与封地制;西辽继续实行"两部制",制定了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实行羁縻等基本政策。这些民族政权机构、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等,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帝王名号的政治文化功能析论

帝王名号作为一个历史动态观念，其政治文化功能体现为政治合法性、政治社会化、整合社会的控制机制、特殊的思维定式等几个方面。帝王名号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君主专制的稳固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封建迷信性。质言之，帝王名号是专制王权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职的品位化

地方官职的品位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品位化管理手段之一,表现为附加品位因素、隐性品位化与显性品位化三种具体形式。附加品位因素是指在地方官职之上附加各种名号,这些名号关乎地方官的身份与地位、特权与资格、礼仪待遇和俸禄多少。隐性品位化是指地方官职虽然仍是具体职位,但行政职能淡化,争取支持者、招纳降附、酬功赏能的品位性能增强。显性品位化是指地方官职不再是一个具体职位,而成为荣誉和待遇的象征与表现,行政意义完全消失。就品位化的程度而言,北朝要甚于南朝,北周要甚于北齐;由此可见,品位化手段在战乱时期具有十分强劲的制度活力,是重新实现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方式。     

阶层分化中的社会公正及政府职能的强化问题

公正秩序的缺失,是当前阶层分化进程中的一个症结性的社会问题。公正(形式公平)相对于公平(实质公平)而言,具有无可置疑的逻辑与历史的优先性,是效率与公平共同前提和相统一的基础。促进阶层分化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克服“政府失灵”现象,将阶层分化导入公正、规范的制度轨道。     

战国秦汉新爵制的社会基础及历史作用

<正> 商周时代的爵制,是宗法社会中贵族阶级权力分配的政治标志。父系家长制、嫡长继承制、爵位等级制三位一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血缘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客观存在,贵族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因此而相对固定化,严格的爵位等级称号也便因此而形成。商代统治体制中有所谓“内服”与“外服”,当时有些爵称可能尚未从官职称谓中分离出来(如内服中的尹、亚、卿等,似乎既是官职又是爵位),但无疑可视为爵号的如侯、伯、子、男等名称,卜辞中已甚普遍。商代的“外服”与“内服”,至周演变为两套     

多元一体：先秦、秦汉蛮夷族群关系认同演变

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原政权对周边蛮夷族群采取过多种政治举措,并以此建构了完善的服制体系,从中透示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蛮夷首领称谓早期多不固定,战国时秦王以专有的诸侯名号来称谓蛮夷首领,以期在法理上巩固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秦汉边郡蛮夷聚居区的蛮夷长可控制各自蛮夷邑中的夷民,而普通夷民除服从蛮夷长管理外,还需作为国家编户从事田地耕作。随着华夷关系的现实变化,“五服”体系产生了外围要、荒两服向内部圈层迁移和中央圈层向外部延伸的双向变动,这一过程导致蛮夷在“五服”中的政治地理位置逐渐固定化。政治称谓、基层治理、意识建构三个层面共同反映出早期华夷间的民族融合态势及其演变过程。     

“死人的政治”还是“活人的政治”——传统谥法的政治学意义

谥法是给予逝者某种名誉称号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悠久的典制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官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设计之一。制定谥法的直接目的是"劝善惩恶",激励人们忠君爱国,名垂青史。然而,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谥法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强化等级特权、制造政治合法性和引导政治评价,从根本上说,则是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特权阶级的专制统治。谥法是对死者的盖棺定论,但这种关于"死人的政治"的每一环节,无不体现着现实政治需要和生者的权力争斗,它实质上是一种"活人的政治"。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谥法对今天的现实社会生活仍然有着某种潜在的影响。努力消除谥法制度强化等级特权的消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光大其惩恶扬善的积极作用,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本土性资源解析

公务员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汉语“公务员”一词替代了官吏,干部的称谓走进了政治生活。在移植公务员制度时,我们保留了若干本土性资源,分别有公务员范围的界定体现了官本位、公务员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类、具有中国政党背景以及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混合的本土渊源、考选制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继承与委任制受青睐的原因分析、组织人事部门的党政双重管理体系所体现的我国政党制度特征、中国式的特别权力关系等。挖掘本土性资源不是回归传统,而是知彼也要知己。     

从魏晋官制背景看“二十四友”的出现

"二十四友"是西晋时出现的与政治相关的文士组成的团体,而与之形式类似的以"×友"为名的称号在魏晋南北朝尤其多,它们都是由先秦时寄托了政治理想的贤辅演化而来.本文通过对这种称谓方式前后变化过程的考察,在魏晋为诸王设友官,尤其是愍怀太子东宫官属建立的背景下,再度审视"二十四友"的出现,即"二十四友"第一次将"×友"的称号由隶属王子扩大到了附会权臣,组成人员由属官扩大到了士人,性质从政治渐渐转向文学,并对整个六朝乃至其后的文士称号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和谐社会的构建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政治生态平衡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根本所系则在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与生俱来的多方面的政治优势.这些政治优势的总体特征就是和谐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它的形式、机制和共识的统一体现了一种具有和谐性质和特点的政治文明,并示范、实施和促进着和谐社会的构建.     

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

太平天国根据“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的指导思想,建有女营,后期叫作女馆的组织。因为这个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中期及后期,不论在组织形式、社会内容以及政治影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所以,对这个制度进行评价,不能不对它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走向探析

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通过经济领域的改革、参与制民主等形式探索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障碍不仅有来自美国等西方社会的怀疑与敌视,更有来自委内瑞拉国内制度及文化方面的阻力。其中内部的反民主的保举官职制和个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将是“21世纪社会主义”最大的挑战。     

北魏羽真考

北魏羽真有羽真号、羽真姓氏和羽真侯国三义。三义之间存在关联。学界以羽真第一义为官职或爵称,并不准确。羽真号的合理表述应当是鲜卑拓跋使用的"类官号",内部存在一般羽真、大羽真、内行羽真和内大羽真的分别;其最初功能是分定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内部及与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之间的权力等级边界。道武时羽真号已有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三职的分别:获赐大羽真的原因主要是世领部落,率部归魏及有捍边之功,当类领民酋长;内行羽真可能是针对帝室十姓;内大羽真当是给予昭成皇帝嫡系子孙。以太武帝统一华北为转折点,稳定下来的北魏政权开始收紧对于大羽真等三者的授予,一般羽真大量出现,并因适应权力来源由贵族转向皇帝的大势,而更多地被应用,太武以后诸帝开始将一般羽真号授予汉人,以削弱贵族政治,确保政权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孝文帝时的羽真号更多地成为一种得到皇权认可、可以进入核心统治圈的身份标识。而在拟制血缘的皇权政治中羽真号逐渐失其意义,以孝文改制、河阴之变为两临界点,在人为制造的历史真空与异质载体历史书写的熏染、挤压下以"理性"的方式被选择性遗忘,出现中古时期鲜明可见的结构性失忆。     

元代新附军问题再探

新附军的收容整编是元江南统治和军事体制中重要的环节.元中期以后新附军是否还存在?学界有不同看法.分析元代军制背景可知,新附军人被强制编入军户体系时,仍然保持着典型的募兵制特点,其经济待遇和后勤、补给体制不同于汉军,因此其最低程度的组织单位无法取消;元廷欲利用江南人力,同时维护民族等级、分化制度,故政治上新附军的组织和名号也必须长期保持.新发现的史料表明,新附军和其他元军征集系列一样,直到元末还保持着其名号建制.对新附军的收编使江南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军户制征兵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但募兵制与军户制的矛盾和元廷控制利用的方针又使新附军最多只是维持原有规模.江南巨大的兵源在军事上并不能为元延充分利用.     

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由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此时期形成的新兴知识分子经历了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分化.这种分化有利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组织分化、阶层分化、利益分化及价值观分化等现象,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形成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局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社会整合功能,充分利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资源整合社会,使得社会生活的权力、制度、组织、价值体系浑然一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清代馆阁体政治功能的再思考

馆阁体是清代官府的正式书体,其书写不仅具有官方实用性,更具有庄重严肃的政治性。在清代,馆阁体书法的盛行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皇帝的个人喜好与提倡、朝廷公文缮写与御制书籍、科举考试制度、官吏的仕进等政治性因素都促进了馆阁体的普及与发展。馆阁体的代表书家在政治上有很高地位,且很多人一生荣辱不衰。馆阁体书法在清代具有广泛的官方实用价值和社会历史影响,在促进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同时亦对清代政治生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应当公正客观地评价这一书体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