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铭文讲解

周武王征伐商纣,古文献记载很多,但在古铜器铭文中却不曾见。一九七六年三月上旬,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了一个西周铜器窖穴,出土铜器六十件和铜管络饰九十一件,其中一铜礼器名“利簋”,这是到目前为上知道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这件铜器,对武王征商这一历史事实做了记录,是周初铜器铭文记录此事的唯一珍贵材料,因此它一出土,立刻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但该钢器铭文文字甚少,很难读懂,现作考释并讲解如下: 　从王从武,可释为“　”,“　”是武王的专称。　是王字。甲骨文王作　　　诸形。从这些形体看,　,应是较原始形体,而　则…     

郭家庄与斗鸡台——从卣的关联看殷周文化异同

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季,陕西斗鸡台出土一批青铜器,极为精美,当时归端方收藏,见于其《陶斋吉金录》。①端方卒后,这批器物流出海外,1924年入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3年,日本梅原末治著有《砭禁之考古学的考察》,对其做了详细的研究。斗鸡台这批青铜器,以及19...     

关于东瓯古史的几个问题

多年以来,东瓯古史按照《史记》的有关记载,一直停留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驺摇开国说的基础之上。明王叔果的《重修汉东瓯王庙记》(1583年),欧阳希亮撰的《告祭汉东瓯王文并序》(1614),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撰《东瓯王庙之碑》(1663),孙锵鸣撰《东瓯大事记》,以及《永嘉县志》、《温州通览》,都把东瓯信史发端于驺摇。积习相沿,深入人心,几乎成为定论。但温岭、黄岩交界的唐岭脚发现周代徐偃王城遗址,“在故城基底层还发现不少春秋战国的实物,稍上有大量秦汉时期的遗物等”。加上临海上山冯、乐清白石、永嘉永临等地陆续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的大量青铜器,表明东瓯开发历史决非公元前192年所能局限。     

大克鼎捐赠记

大克鼎者，又名克鼎或膳夫克鼎。因系名克者祭祀祖父而制之家庙宝物，实乃西周中晚期之重器珍品。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光绪年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与毛公鼎、大盂鼎并称“海内青铜器三宝”。     

殷周金文“即立”考

殷周金文中的"即立"是利用一个形体兼表"即立"和"即位"两个语词,它经常出现在册命和赏赐一类的铜器铭文中,总共出现43次,其中作"即位"讲的有37次,作"即立"讲的共有6次。在殷周铜器铭文中,"即立(位)"还没有凝固成一个词,而是一个短语,指的是宫廷仪礼中归列规定的位置,它与传世文献中的君主登位之"即位"不仅意义不同,而且在用法上也有区别。     

阳明洞考

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思想评述》(《浙江学刊》1980年第一期)中提到王守仁“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马宝树的《浙东重镇——余姚镇》(《浙江日报》1980年4月12日)一文中称:“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曾隐居故乡余姚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辞海》1979年版的“王守仁”条目中,则说他“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阳明洞究竟在哪里?这几种说法颇有不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查考了有关资料,得知与王阳明有关的阳明洞,全国共有三处,而他“筑室”“隐居”的阳明洞,则在现在的绍兴市境内。     

苏轼论诗歌创作

作为一个诗人,苏轼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手法方面大量创 新,别具风格,独树一帜,形成了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苏诗”。大量的诗歌实践,使得苏轼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得“个中三昧”,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个人特 色的见解。 同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见解一样,苏轼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人 应有所感而发,有所为而作。他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之咏叹。”苏轼认为,把个 人在思想感情方面对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感受加以反映,这就是诗…     

务精求新 深得真谛——读骆寒超的《艾青论》

当艾青唱着“归来的歌”,以其沉稳、睿智、精深的风格走上他久别的诗坛之后,评论界几乎出现了“艾青热”,艾青研究工作展开了新局面。在研究者群中,骆寒超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当他在《文艺论丛》、《钟山》、《东方》、《浙江学刊》等刊物上发表那些单篇论文时,人们便感到他的评论不随风就俗,从立意到分析方法都在力图追求一种新的角度,新的诗评风格。而他的专著《艾青论》(浙江人民出     

扶风是班固的故乡

长期以来,人们受范晔《后汉书·班彪传》的影响,都认为班固（班彪之子）的故乡在汉扶风安陵,即今咸阳市东北。徐兴海教授等人数度实地考察咸阳、扶风两地后一致认为：班固的故里应在今扶风县,而不在咸阳市东北。因为扶风不仅有班固墓,而且还有很多有关班固及班氏家族的遗迹和传说,而所谓的班固故里“咸阳东北”一带任何历史遗存也没有。     

关于琉璃河新出太保二器的考释

金文大保盉,大保罍铭文自发表以来,学者研读兴趣甚浓,部分学者的见解已见于《考古》杂志及中国古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论文。两铭所载周王分封匽国史事,可以补充《史记》记载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铭文古朴,文字看似平易,实则索解颇难。笔者于此铭研读断续数月,勉为此文,祈方家匡所不逮。铭云:“王曰:大保,隹乃明乃心,亯于乃辟”。大保,即召公奭。“隹乃明乃心”,“心”字诸家多隶定为(?),李学勤先生方释出心字,甚是。     

黄宗羲避乱第泗门小考

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高冷”之美青铜器

正如果要遴选"高大上"的藏品,青铜器绝对毋庸置疑会当选。年代久远、品格高古、造型经典、底蕴厚重……诞生于3000年前的青铜器实乃国之重器,在中国漫长的收藏史上,一件铸造精良的商周重器都是大藏家们可遇不可求的珍宝。因为政策原因,自中国拍卖伊始,青铜器便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门类,按照《文物法》的规定,上拍青铜器必须是1949年前出土、并有明确著录的才可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地拍卖市场几乎很难见到青铜器的身影。2014年11月,中国嘉德秋拍推出"吉金吉象"     

《老残游记》新论

<正> 自刘鹗(1857--1909) 的《老残游记》问世以来,有人以“谴责小说”目之,有人以“反动小说”批之。《老残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对《老残游记》所作的自我说明。他在《自叙》中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哭泣分两类:一为“无力类”;一为“有力类”。“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他说,他的《老残游记》则是后一种“有力类”哭泣:“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这一说明,应该说是符合《老残游记》的实际的。那么,刘鹗又是为着什么而“哭泣”呢?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论陈确的性理哲学思想

陈确(1604—1677)字乾初,浙江海宁人,曾受业于江南名儒刘宗周。他是明末清初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公开站出来否定《大学》,怀疑《中庸》,同官方所倡导的宋明理学唱反调,还从实际出发,反对鬼神迷信和节烈,厚葬,宣传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这些举动招来的是非难与攻击,但他没有折服,晚年得“风疾”,病困十余年而卒。陈确的主要著作有《大学辨》、《瞽言》、《葬书》等,过去在社会中流传很少。性理哲学思想是陈确思想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故专门予以论述。     

谈古铜器铭文中的几个词语

古铜器铭文中有些词语出现频率很高,这里仅就其中的几个,谈谈个人看法。 一、对扬……休。 “对扬……休”在古铜器铭文中的用法,常见格式有如下几种: 1对+名词+休。如亳鼎说:“敢对公中休”。 2扬+名词+休。如小臣宅彝说: “扬白公休。” 3敢+对扬+名词+休。如静殷: “敢对扬王休。” 4敢+对扬+名词性结构+休。如颂鼎:“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 这四种格式,3应视为典型格式,1、2应视为3的省称, 4不过是把中间名词部分扩大了。 分析这四种格式,我的结论是: 第一、“对扬”不是联绵词,也不可能是外来语,因为它可以析用。 第二、。“对扬”前…     

王守仁的唯心史观

王守仁(1472—1528)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核心。他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创造了一切。将这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应用到人类社会,便构成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一)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王守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 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     

北魏《尹平墓志》考

<正>《尹平墓志》出土于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槐西村南的一座北魏墓葬中[1]。墓志对北魏、萧梁之间的两起军事斗争着墨颇多,可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错讹。志文中之“徐道”为史书记载之徐道角,又名徐玄明,此人极有可能是天师道信徒,此志文对研究南北朝时期天师道在沿海区域的传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泰州学派鼻祖王心斋遗著、遗迹探考

泰州学派鼻祖王心斋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以＂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说的独特风旨,构筑了一己的学说体系,为创立泰州学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在思想或言论上带有明显的王学痕迹,但在治学、传道方面往往自立新声,使其建立的泰州学派更具独创意味与异端色彩。心斋遗著流传不多,其语言学粹得以流传至今,实有赖其子王衣等人各方搜集编订而成篇。有关王心斋的历史文化遗迹主要有崇儒祠、王公祠、王心斋墓等八处。     

“宣寇之乱”首领陶德义小考

关于明朝正统来年在浙江处州地区爆发的以矿工为主体的“宣寇之乱”以往史家有所论及。有关这次起义的史料,诸如至今残留在宣平城南十里处的天井潭背巨石石刻,明吏部尚书王直作的《陶忠烈公祠堂记》,大学士邱濬撰的《陶忠烈公神道碑记》,以及《括苍汇记》、《鸿猷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明史》和清代处州地区的府、县志均载:“宣寇之乱”的首领是叶宗留、陈鉴胡(或陈谏胡)、陶得二(或陶得义)。而后来治史者论及此事件时,皆冠以叶、陈两人。但我认为,陶氏是此次大暴动唯一自始至终和最有影响的领导者,而陶氏真名应为“德义”,并非“得二”。最早记载“陶德义”这一名字的,是此次暴动失败后的景泰三年,宣平县教谕徐润在《蔡巡检妻包氏传》中写道,“陶德义聚逆流毒村落,俨挈家避难东岩。贼围岩,烧寨劫财货,掠妇女。”稍后,安庆训道彭博所撰的《蔡巡检传》里也记载:“正统十四年己巳,浙处州陶德义聚众劫掠,今安庆望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