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时期中国文学作品在新马地区译介特点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属马来亚区域的历史时期,马来亚的土生华人们用峇峇马来语译介了7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这些译作大部分属历史、爱情和侠义题材;它们与说唱文学在题材上有较多重叠,大部分译作保留有说唱文学的惯用句式,且这些作品多是说唱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经历过几代说书人的传播和改编;中国文学译介作品只在峇峇创办的刊物上刊载,并与峇峇创办的出版业有紧密联系;被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全是使用拉丁化马来文书写。峇峇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为中马文学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峇峇出版业领先使用和推广拉丁化马来文字,对当时的文化传播和现代马来语语言文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成效与不足

通过穷尽性梳理、统计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各种数据,比较分析了自2004年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译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深入分析了对外译介的系统性、执行计划的制度安排、资助经费的分配、输出渠道、路径规划、输出语种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在当前形势下,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待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方面,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承担着特殊使命。应大力推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译介到周边国家,促进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文学发展论略

从题材学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学中,城市文学无论在数量、质量上都远胜于农村文学。“新都市文学”等旗号、“新生代”等写作群体推进了城市文学的发展。出现城市文学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时代决定题材,农村文化正在被城市文化“同化”,而年轻一代作家的农村生活经验匮乏等。     

战争文化语境下的域外现代派文学译介——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中心

1940年代,我国的域外现代派文学译介深受战争文化语境的影响。抗战初期各地出版业遭到破坏,域外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几近缺失。抗战后期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后方出现了一些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报刊出版业在战乱中逐渐恢复,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有所增多,主要是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周围的九叶派及其前辈诗人,他们把译介的目光投向具有共同文化境遇的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等人,并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     

清末民初域外文学译介的三重过滤

清末民初时期的域外文学译介受到现实政治层面、翻译技术层面和本土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过滤。现实政治因素支配了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以意译为主要的译介方式使得域外文学失去了原作的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抵拒和制约。清末民初译介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域外文学的“中国式改写”。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新进路——《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评介

从提升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效果,到加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及至为国家对外译介战略提供决策建议,均离不开对文学译介与传播活动的实证探究与理论思辨。新著《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以英译现当代小说为中心》可谓应时之作。该书以社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为理论框架,深入剖析鲁迅、莫言、余华小说英译的五种典型译介与传播模式,据此探究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参照模式与可行性策略。其特点可扼要概括为理论基础扎实,选题视角新颖,研究范式独特,兼顾文本内外,观点独创性强,颇具智库价值。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英文版）作品选译策略

《中国文学》（英文版）是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发行的专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官方刊物。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的认同。作为对外宣传的刊物,《中国文学》（英文版）在翻译选材上有一定的要求,并受到政治需求、文艺政策、文学思潮、外交需要等因素的制约。     

论民俗表演艺术样式的译介及其意义

民俗表演艺术样式是一种文学性与艺术性并重的、根植于民间的群众性艺术表演体裁,广义上可以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对这类题材的译介从本质上来说包含着言语维度的文本转换与非言语维度的艺术表演性传递两个环节;而就其意义而言,不但可以输出"文化资本"、移植"文化种子",还可以推动文学、文化与艺术的多元互动与交流,进而促进本土文学文化多元系统与世界文学文化多元系统的和谐建构与共同发展。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鲁迅想象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景

鲁迅以其对乡土中国的"启蒙主义"观察和童年对中国农村的深刻生命体验,对乡土中国形成了"病中国"与"桃源乐土"的两种不同认知图景,通过审美的方式建构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民形象——愚昧农民与纯朴农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想象和建构中国农民的第一人。鲁迅对乡土中国、中国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式,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囿于现代性的思维模式,鲁迅"桃源乐土"之"纯朴农民"的审美形象类型处于遮蔽状态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阐释。     

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及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它的时代背景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经济凋敝、农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存在一种一向下看”的大众化潮流。定县农民戏剧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试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经典的农民戏剧文本，并极大地调动了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的热情，在试验中首次出现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从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定县戏剧试验在文化切入途径、跨越文化障碍、“树人”等方面取得丰硕经验。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提高农民素质摆到了重要位置。＂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当前,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确保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我国农民组织意识：现状、成因与思考——基于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考量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风靡全球,不仅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全球结社革命,而且成为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作为其中的一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权益维护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历史和政策法规等现实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旧不如人意,农民组织意识也并不强烈。在影响农民组织意识的诸多因素中,中国传统文化、农民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以及国家政策法规成为最主要的方面。     

困境与出路: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我国自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在全国全面推行,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目前我国农村已经开始进入"后税费"时代.农业税的取消在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给乡村组织的正常运转以及乡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如何应对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已经成为后税费时代"三农"问题的焦点.     

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东南地区是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社会转型机制准备相对成熟的区域.辛亥革命为其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政治结构看,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专制政体,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东南地区随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高亢之区.从社会群体结构看,东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从社会经济结构看,辛亥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东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从上述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价值创新: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三农"问题及解决路径

“三农”问题的逐步产生和破解一直伴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新兴工业国家的第一天起,工业反哺农业这种破解“三农”问题的基本模式就已经被提出,但由于观念和方略的滞后,运行结果却差强人意。“三农”问题的本质是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的不对称,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价值创新的广义虚拟经济新视角来审视以城乡差距为表象的“三农”问题。取这种视角对三种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进行探析,就必然会得出以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和劳动力大迁移模式为辅而以发展庄园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为主线的“三农”问题解决路径。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农村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民”、“农业”、“农村”这“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新型农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农村新经济发展给农村职业教育带来了新机遇,对科技发展和农村产业、现代化、市场化以及农村人口素质提出了新挑战。所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应采取以下对策: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体系;根据农村劳动力市场需求来确定职业教育结构;教育要面向“三农”;合理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有计划地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培训,以提高其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