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中国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创造与欣赏

六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共同源头,它是价值和知识的共同体.中国哲学与文学都源于六经,两者有天然的关联.中国哲学重视"文以载道",认为文章的灵魂在宣示价值理想,同时通过对"文德"的强调,彰显人格修养对作品内容、形式的基础作用,为文学创作导正价值方向.中国哲学注重现象,重视体验,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中,呈现出强烈的主体精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对艺术创作中主客体关系的精练概括,更是哲学解释学在艺术中的体现.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境象表达,而精神世界是一种总体性文化积累,是艺术创造、欣赏活动背后的哲学依据.     

大力实行“因材施教”,深化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精品课程建设系列论文之二

"因材施教"是我国古代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和原则,在当代社会主义高校教育教学中尤其值得提倡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自应大力实行"因材施教",以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其主要途径有四:一.以学生为主体,建构新型教学模式;二.正视学生差异,实施分层次教学;三.改革课程结构,分设多种课程门类;四.激发学生创新意识,改革传统教学方法.     

古代小说的“三步教学法”

中国古代小说在高校中文系的文学课程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当前中国古代小说教学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以"论"、以"史"为主而忽略了中国古代小说文本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多元化特质.笔者认为,如果采用"细读--讨论--归纳"的"三步教学法",能够大大提高古代小说的教学质量.     

综合分述·以述为作·刚柔兼济——"六经"及其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整塑

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六经",纠正孔子之后至今仍存在的对"六经"的有意或无意的割裂所造成的误解和错误。笔者认为:"六经"是整体系统而又各自为用,不能割裂;"六经"的"述而不作"实为以述为作,不能看作复古;"六经"兼具阳刚阴柔且两者并重,不能看作只重道德。     

问题教学法与英语新课程教学

新"课改"要求英语课堂教学要成为课程的体验过程,课程不只是教学计划、教科书等文本,而更是"体验课程",是被教师与学生实实在在地体验到、感受到、领悟到和思考到的课程.采用问题教学法是实施英语新课程教学的关键环节.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实施问题教学.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论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教育智慧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领导过程及其指导思想为主线的.从"教育民主",到"教育开放",再到"教育创新",三代领导集体不仅有各自鲜明时代的教育主题,而且分别产生了"新民主主义"、"三个面向"、"素质教育"等独特的教育理念,并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发展战略和行动策略.这集中反映了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与时俱进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人隐逸休闲思想探微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人隐逸思想的阐述,认为中国的休闲文化源远流长,从原始人类温饱之余的"倚木而息"到<庄子>的"虚静无为",乃至到古代隐士的隐逸藏身,这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休闲文化的主线.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古代的隐逸休闲思想体现了一种非功利性的人格独立化和自由化,是与自然相和谐的生存状态.     

试论中国古代科技哲学及其本体范畴

"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涵义就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观念或思想",它的本体范畴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起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浅谈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设想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古老传统文化的泱泱大国,民族音乐传统悠久丰富。然而,在当今的乐坛和音乐教育中,许多人已形成了“西方一元化”的理念,民族音乐受到冷漠。因而,我们一定要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调整音乐教育课程结构和教育内容,加强学校民族音乐教材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民族音乐教育的氛围,充分发挥其特有的育人功能,培养民族音乐的“知音”,使中华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后继有人。     

国内外大学博雅教育特征比较与启示--兼论我国高校博雅教育形势与体制建构

以博雅传统为根基的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相比较,更注重知识的学习对于心智自身的启迪与扩大所能产生的作用。结合国内外高校博雅教育形势和高校专业课程设置,进行对比分析和国内高校未来博雅教育的必要性分析,认为我国高校应建立基于博雅理念的教育体制、有中国传统的博雅教育内容设计等要素为主体的博雅教育体系。     

基于多媒体教学方法改革的古代文学课程建设

文章主要介绍了东华理工学院文法与艺术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建设的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素质教育密切结合起来,注意追踪该学科的前沿,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学生,进行以多媒体教学手段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改革。     

两种课程与教学论的分裂与融合

在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课程与教学领域,自古希腊时代起就存在着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两条不同的认知路线。两种课程与教学论分裂与融合的矛盾运动贯穿了西方教育的整个历史。剖析这两种课程与教学论的渊源及其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探究该矛盾运动所展示的历史规律,不仅有助于人们从宏观整体的高度把握课程与教学论的本质,而且也对当代中国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和改革有着极强的指导价值。     

现代汉语教学改革与大学人文素质教育

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渗透于现代汉语课堂教学之中,是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在现代汉语课堂教学中适当穿插蕴涵了人文精神的古汉语修辞材料,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人文素质教育的一种新的教学尝试。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新的教学尝试是成功的,是现代汉语修辞教学与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一种比较好的新的教学模式。     

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20年来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回望,回顾了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出版编辑学专业教育“多专业、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的特点,认为编辑出版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同步发展以及出版高等教育和出版产业的相互支持,紧密配合,是编辑出版学教育发展的必然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指出必须加强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加强基础理论和课程规范化建设,同时对今后学科指导思想、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课题建设和学位建设等方面的任务进行了展望。     

我国古代蒙学中识字教育的再认识

识字教育是我国古代蒙学语文教育的起点,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识字教育是读写训练、作文训练的基础,也是蒙学初始阶段语文教育内容的重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是古代蒙学教材的典范,它们以韵语、属对的方式,开启儿童心智,激发儿童对汉字的认知。古代蒙学中的识字教育对现代语文识字教育仍有深刻的启示。     

郑州市区0～3岁早期教育机构课程设置研究

通过对郑州市区0～3岁早教机构课程设置的情况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课程越详细、课程的含金量就越高,课程越概括、其水分就越多;国际连锁、国内连锁、本土早教机构的质量与机构名称本身无明显关联;英文课程并不一定比中文课程好。存在的问题在于：课程设置缺乏快乐理念;课程理论基础与具体课程设置脱节。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加强早期教育的科学性：首先要普及早教的专业知识;其次就是加强政府对早教机构的监管。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其予以正确的扬弃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益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此做过不少专门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散见于诸多学术期刊。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问题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本文拟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阶段、教育方法、基本特点、教育内容、教育原则、现代价值等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论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意识形态教育

语文课程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领域,而是受到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领域。百余年来,我国语文课程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一直存在。国外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普遍存在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语文意识形态教育涉及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多元主体,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基于此,对我国当前的语文学科意识形态教育,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准确把握语文课程特点,发挥语文学科立德树人的独特功能;二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精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协调各相关方的价值诉求;三是要改进意识形态教育方式,为学科育人赋能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