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与"唯才是举"

在曹魏政权建立、巩固的过程中,"破浮华交会之徒"和"唯才是举"是曹操消除汉末士大夫异己势力与选拔人才、构建势力集团的两个重要步骤.最终打击并清洗掉不愿臣服自己的以汉末名士为主的反对派,通过"唯才是举"的途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为汉魏更替做好了准备.     

试论名士之死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塑造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信任与支持,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与名士的合作中,曹操表现出礼遇的姿态;同时,他又清洗了部分名士,以打压士族势力。《三国演义》中一批名士之死都与曹操有关,小说正是通过“无中生有”“移形换影”“抽丝剥茧”“添油加醋”等手法,将名士之死与曹操的品行相关联,塑造出一个无情寡义、残忍凶狠、猜忌多疑的曹操形象,究其原因,主要由“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和小说艺术性的追求所造成。     

曹操政治战略核心研究——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考察中心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战略的核心,学界以往虽不乏研究,但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的来龙去脉尚无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相关史料表明,董昭是曹操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的重要谋臣,他不但谋划了"迎天子都许"之策,而且在此前后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袁绍的谋臣曾建议袁"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未被采纳;孙策也有"挟天子"之心,但未及实施,从而成就了曹操统一北中国的事业。     

论荀彧──兼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

汉魏之际，王纲解纽，社会动荡，世族阶层遭受重创。作为大姓名士的代表，荀之出处去就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他依附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助其平定兖、豫，稳定河南；他又劝奉汉献帝，招揽大姓名士，从而逐渐改造曹操政权的性质，并倡行儒术以淡化列名之治。从当时情况看，其所进之“深根固本”、屯田拓荒、官渡用奇等计谋皆切合实际，不愧为一流的谋略家。曹操之由弱变强，统一北方，有赖于荀辅助之处甚多。不过，之助操，意在借此兴复汉室，实现天下稳定。随着曹操羽毛渐丰，其进位之心昭然若揭，从而造成了荀的内心痛苦及其与曹操的正面冲突，最终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然而，哲人虽逝，余惠尚存。从汉晋之间的社会变革看，荀所引荐的大姓名士逐渐得势，形成了魏晋之世门阀世族阶层的骨干力量。晋之代魏使得崇奉儒学之世族重掌大权，也可以说这是对曹魏代汉的一种否定。由此观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荀确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

曹操是曹魏王朝的创建者。他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有过“唯才是举”、“拔出细微”、抑制豪强、诛杀世族名士之举。有些同志认为曹操打击世族、反对儒学,是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曹操究竟依靠什么势力为政治支柱、阶级基础,他所擢用的是哪些官员,他主要代表地主阶级中哪种势力的利益?这还是值得探讨的。     

论白居易的《中隐》与"魏晋人物"生存观念之关联

白居易与"魏晋名士"的隐逸因由相似.科举时代文人通过"中隐",不弃仕宦,确保了魏晋时代门阀体制下类似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较之"魏晋名士"纵心玄远以求永年,白居易倾心食禄关注现实.中国传统中庸哲学运用于隐逸行为上,体现为物质基础与身心自由兼而有之,是为科举体制下的次优选择.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建构

文化霸权是一套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国家构成理论以及政治权力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实践哲学是其理论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层关系为其理论架构提供了可能,而政治权力中的另一种权力观念--"同意"则成为其理论的核心,也是其理论独创性之所在.     

曹操挨骂的解读

汉末建安时期,社会风气败坏,粗俗紊乱的污秽语言风行一时,曹操多次被汉末名士谩骂羞辱。这种行为张扬了汉末名士的“抗节”情怀。曹操面对众多的谩骂,表现出豁达的不凡气质与宽容性格。这种气质与性格具有独特的“唯才是举”的人才理念内涵。     

竹与魏晋文人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力图超越现实,从而达到精神上的逍遥游。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得”,人格上的完美。竹林名士的精神内蕴与竹的某些特性相暗合,因而“竹林”也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他们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用其特有的情调诠释了一个时代的风度。     

鲁迅"文学的自觉"说辨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精湛研究,开创了中古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其研究中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容置疑的.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建安"文学的自觉"说,很有可能借鉴了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观点.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他讲演中提到的一些关于魏晋文学的见解,并未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对于其中的几处疑点,值得我们再商榷.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     

谈“言不尽意”及其方法论意义

言、意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焦点，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深刻且富于创建性的。道家的“言不尽意”论经历了从老子经庄子到魏晋玄学的逐步展开、深化和明朗化的发展过程。“言不尽意”论在否定性的结论背后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某些辩证特征，值得人们深入思考。“言不尽意”直接为道家的直觉方法和中国哲学的“负的方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从执一统众到理一分殊——试论魏晋到赵宋政治哲学的一个变化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与其说是一种形上学形态,毋宁说是政治哲学;而玄学到理学转变,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变。玄学的政治理论可以用"执一统众"来概括,理学则以"理一分殊"为基础。以往对于玄学和理学各自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二者转变的逻辑则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理一分殊"在其多方面的内涵及其相关的人性论上回答了王弼、郭象等人的难题,尽管王、郭未必会同意这种回答。     

魏晋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建设论纲

身体哲学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体的哲学观。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下审视魏晋南北朝道教,其理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根身性”特征。在神道设教的语境中,宇宙之存在、真理之体认、善恶之判别都与“身体”相缠绕,是身体“向世界敞开”的内在环节、必要条件。天道之落实、伦理之践行、仙道之体贴,都因进入“以身体道”的身体场景而获得了笃实的存在根据,并因身体展开的不同指向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体特征。魏晋南北朝道教的这种“根身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构建的运思风格,使之沿着“身天一体”“天人感应”的整体趋向不断演变、发展。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关于“文学自觉时代”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的问题 ,上一个世纪曾出现多种说法。本文不同意“形成于西汉中期”说 ,认为“形成于魏晋”和“形成于魏晋南北朝”说时限太宽泛 ,也晚了一些 ,应该是肇始于东汉中后期 ,形成于汉末、魏初 ,即建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