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老挝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出发,基于格兰杰检验方法,对老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老挝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老挝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事实上,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老挝应大力发展金融来促进老挝经济增长.     

甘肃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1985-2008年间甘肃金融数据进行了分析,考察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应调整金融结构,吸收并留住更多的资金以促进当地发展。     

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和节能减排三个视角,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全国总体上还是分三大地区来看,绿色金融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转型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均为正,即绿色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通过节能减排引导低碳经济,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实力、大力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以碳金融助推东部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等对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

科技金融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助推力"的有机结合,承担着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当前我国科技金融结合不断推进的背景,文章以2007—2016年我国共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推行的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及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带动试点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双重路径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地政府应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积极申报试点城市建设.同时,应结合各地市情社情制定差异化试点政策,大力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充分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应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GDP增长率和金融发展速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相对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来说,中国似乎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实际情况,采取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检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介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收入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人均收入并不是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农村投资产出比长期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状态表明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投资产出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投资量在产出量得比重太小,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农村中的贷存比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农村储蓄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农村贷款。因此,在发展农村金融时,应该更加注重农村制度的改革,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和形式多样化,多渠道促进农村贷款量的增加,有效地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划分,选取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6—2016年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各项指标的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MM估计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并分析了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发展科技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差距,造成科技金融对东部地区的增长效应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科技金融发展的区域化战略等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重庆1956—2009年的经验验证

区域经济增长离不开该地区金融发展对它的支持与保障。文章以1956—2009年间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为基础,并借助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同时区域金融发展效率和社会投资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据此,文章就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现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运行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发展程度低,经济的货币化不足,此种浅层金融发展状态,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总体上金融中介没有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提升和优化西部地区金融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利用2002-2014年西部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模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而FDI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FDI溢出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从而得出FDI的引入必须与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结论。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了西部地区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西部地区1985年到200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经济增长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原因。通过建立模型和回归检验,发现经济不能全部的解释金融的发展。最后,对相关的回归结果作了原因分析和简单评述。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 ——论“克鲁格曼质疑”现象的存在性

首先描述了长三角地区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资金依存度偏高的现实特征,基本符合"克鲁格曼质疑"模式;但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各要素分析,发现同时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在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基层突破--局部试点--中央确认"的演进模式,"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制度变革支持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质疑"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     

中国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分析——基于地理集聚视角

集聚是当今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利用空间经济学的原理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度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体金融服务业不是在集聚,而是扩散;借助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Granger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和中国的整个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业促进了当地经济长期增长,但当地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     

山西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作用机制,利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效率等指标对山西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山西省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规模的扩增,反过来,金融规模的扩大也进一步推动了山西省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山西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金融规模的扩张方面,金融效率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地贡献,并且山西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     

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09年我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使用TSLS工具变量法,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以来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各省份经济增长的金融贡献度存在差距;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控制变量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金融支持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在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几点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2)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最为显著,而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区域分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特征,而中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尚不显著；(3)经济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本地市场效应均是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论“克鲁格曼质疑”现象的存在性

首先描述了长三角地区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资金依存度偏高的现实特征,基本符合“克鲁格曼质疑”模式;但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各要素分析,发现同时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在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基层突破-局部试点-中央确认”的演进模式,“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制度变革支持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质疑”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1978-2008年)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关联性。通过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江西省1978-2008年数据验证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在短期内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关系是单向的。因此,应该着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建立多层次的现代金融体系,健全法律体制,充分发挥江西的区位优势,促进江西的金融发展,以使其更好地为江西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的率先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