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李贺游仙梦之比较

游仙是中国古代文士反抗世俗迫扼的一种经常性方式。盛唐李白与中唐李贺留下了许多游仙奇梦,这对他们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对李白与李贺游仙梦的内容与主题、意境与结构作了分析,指出了其间的某些差异性,并对游仙梦为诗人提供的精神“补偿”进行了阐述      

《审美的游离》序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中 ,文史界对唐代史、文特别是唐诗的研究 ,可谓盛极一时。其论著之多 ,成就之大 ,都远非其他时代所可比。只是在唐诗研究中 ,主要集中在盛唐 ;以大历、元和为中心的中唐五六十年 ,诗人和诗作在数量上虽超过盛唐 ,而研究方面 ,除个别作者外 ,却比较近于冷落。其原因 ,一般认为不在量而在质 ,也就是说在艺术品质上 ,中唐不能与盛唐相比。但是从另一角度 ,也即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中唐却完全不容忽视。随着中唐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 ,诗歌从内容到形式 ,都起了不小的变化 ,而且在艺术的追求上颇有异彩纷呈之…     

从李益的边塞诗看唐代边塞诗的兴衰

唐代的边塞诗在盛唐达到鼎盛后逐渐走向衰落,这一转折从李益开始。本文对初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的边塞诗的主要倾向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时代政治风气和诗人创作目的的变化探讨了唐代边塞诗在中唐以后不再振兴的原因,从总体上对唐代边塞诗作了较全面的把握     

江南文化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

初唐诗如何走向盛唐诗是研究盛唐气象生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忽视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价值.江南文化在初盛唐之际从隐没走向复兴预示着唐代文学观念的本体回归,而吴中四士以淡泊旷达之人格境界、放浪自由的行为姿态进入北方社会而自觉接受北方文化的熏染,其江南水性的诗风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交融,成为初盛唐诗歌嬗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晚唐新罗来华文士科举问题研究

出自睦邻友好的愿望,唐政府自贞观年间开始为域外来华求学文士提供必要的物质资助,吸引了日本、渤海、新罗、大食等国文士纷至沓来。由于唐罗关系一直发展良好,至晚唐时,新罗来华文士已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为此,唐政府特设宾贡科,以上国姿态简化新罗文士的报考手续、固定录取名额并降低录取标准,从而大大提升了他们科考的信心。虽然将登第者附于榜尾、授官卑微的做法仍显示出对域外文士的防范和歧视,但新罗文士汲汲求第之心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論高适和岑参的詩——《高岑诗选》前言

一在空前繁荣的盛唐詩坛中,高适和岑参是以擅长边塞詩而著称的。边塞詩不始于盛唐,但到盛唐时期才大量涌現。盛唐边塞詩的发展固然和整个詩坛的繁荣无法分开,但也有其独自的社会原因。唐太宗进兵突厥,安定了边疆。唐高宗中叶以后,突厥不附,吐蕃强盛,屡屡犯边。武后时对边境民族基本上采取守势,但当时边疆的战爭仍較頻繁。唐玄宗开元初年虽較安定,但边境民族統治者对唐的侵扰也不时发生。如开元二年(七一四),吐蕃侵临洮、渭源,“自是連岁犯边”。开元中年以后,唐对边疆用兵的次数增多,規模較大;边境     

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心隐”

通过对盛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中唐隐逸诗人的"心隐"的剖析,揭示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走的是一条由"真隐"向"心隐"逐渐泛化的精神之路.     

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中国美学和诗学的重要建树

《二十四诗品》是盛唐诗歌各种美学风格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司空图对诗歌艺术多样化的审美追求,是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在诗学理论上的集中反映,它所描绘的二十四种诗歌风貌,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诗歌的意境创造,对唐以后的美学和诗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十四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在理论上已经步入成熟。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唐代中后期城乡关系之状况及其成因

中唐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关系由原来以对抗性为主转化为依存性、对抗性并存，反映了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给生产关系带来的变革。文章对这一状况及其复杂多样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李益诗歌用韵考

李益是中唐时期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现存１７４首。通过分析其诗的用的情况,可以看出其诗各韵部合用独用与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中考证的隋—中唐的音系基本相符,也有一些韵例与晚唐—五代的音系相同。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和泰州经济的集聚

运用区域经济和运输经济的有关理论考察研究江阴长江公路大桥通车后作为大桥苏北桥头堡所在地泰州经济的集聚和扩散效应,泰州应充分利用自己区位优势,抓住机遇,强化优势产业,大力沟通上海、苏南,拉动苏北腹地经济上台阶,形成以泰州为中心的苏中地区沿江经济发展带。     

对三峡江南入蜀古道的有关认识

长江三峡南岸入蜀古道,是除三峡水道外又一入蜀的重要陆路通道。此道东起湖北宜昌市江南点军区姜诗溪口,西至利川市谋道苏拉口,全长500公里,东连着丰饶的荆楚大地,西可通往“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318国道路线大致上走的就是三峡南岸的西行入蜀古道。古道始筑于商周时期,沿用于秦汉以后一直到现在。历史上每到朝代更替之际,它都被用作军事通道,而太平盛世之时,它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交通生命线。在古道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墓葬、窖藏、桥梁、石碑、石板路等各类古文化遗迹向我们叙述着昔日商旅、驿差、军队、部族人群等在古道上往来奔波的繁忙图景。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     

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

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书院制度,其起源、发展、普及的重心一直是长江流域。一方面,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是长江流域书院崛起的历史条件与文化原因;另一方面,长江流域对唐宋以降的长江文化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江南古典私园的“造境”

本文则从王国维《人间词话》＂写境＂＂造境＂学说的视角,论述江南古典私园的＂造境＂之神。论证其通过园林景观如何在展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人格品性。     

悍妇与益友——晚明江南妇女的家庭角色新变

明代中叶以后的江南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常常掌握着家中话语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或诋为"悍妇",或赞为"益友",前者是咒骂,后者为爱称,貌似迥异,其实根由一致:即当时江南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获得了明显提高;夫妻各自扮演的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甚至转换;"夫妻益友"的理念,表明晚明时期的江南文人无视男尊女卑的俗套,能够尊重女性、承认和欣赏妻子的才干,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方寸之上的水文化神韵

新中国成立后,从黄河、长江到淮河、海河等大江治理和大型水利工程,方寸之上的水利建设邮票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我国水利事业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光辉里程,体现了深厚的水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