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个文学形象谈女性解放的两个问题

女性解放必须把个人追求同社会进步相联系;女性要解放必须增强独立自主意识,划清与落后思想的界线。文章以《安娜·卡列尼娜》与《红楼梦》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追求爱情自主终致殒命的命运为材料.较细致地阐述和论证了以上观点。     

论张爱玲对存在境遇的揭示

在时代、社会、家庭、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爱玲以一种个体生命的悲观情绪书写了人类处境的悲凉之感，进而以独特的视角表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下人性生存的困境，为当代人性世界的研究提供了一面反思的镜子。     

大学生非主流行为文化的研究境遇

非主流行为文化是当代大学生张扬个性、标新立异的标签,在大学校园文化中扮演着与主流行为文化分庭抗礼的角色。因此,厘清大学生非主流行为文化的研究境遇,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现实境遇看,大学生非主流行为文化的生发有其复杂而微妙的时代背景;从理论境遇看,与之直接相关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研究视阈尚待开拓;从生存境遇看,加强大学生非主流行为文化研究则是基于学生、学校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三重需求。     

异质文化下的生命存在抗争——米兰·昆德拉的流亡书写

米兰·昆德拉以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在其一系列小说创作中给予流亡状态下的生命存在以热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以其个人而又社会、生活化以及哲理化的流亡书写叙述了异质文化下身处遗忘与记忆、回归与认同和自我身份纠葛中的生命抗争,揭示和追问了人类生命存在的多重维度和本质.     

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规模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当土地的征收危及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便走上维权抗争的道路,其抗争行为是特定背景下的自我利益争取。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以湘潭市Y村的失地农民的抗争行为为例,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及社会理性三个方面探讨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动因,用合理化来说明失地农民抗争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原因。同时指出,不同理性考量下的抗争行为具有差异化:生存理性下的抗争行为呈现暴力抗争的特点;经济理性推动下的抗争行为具有隐忍性;社会理性动机下的抗争行为则产生组织化、规范化特征。     

两个社区诊所，不一样的境遇

刚搬到小区,初来乍到,对社区服务的优劣好坏,尝试着摸索,同样功能的服务,自然有区别：服务上乘的,人们满意,顾客盈门,相反,则门可罗雀。对小区社区服务甚是不了解的我,接受同样的服务,要选择好几家,以甄别服务质量,为以后做永久居民、享受最优质的服务摸底定位。     

妥协与抗争——比较分析两位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角色的命运

苔丝和萨拉分别是托马斯.哈代和约翰.福尔斯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这两位女性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苔丝对命运的消极反抗和妥协导致了其最终的悲剧结局;而萨拉向命运的主动抗争促使她最终冲破了父权社会的道德枷锁,成为独立的新女性。     

论《故事新编》空间视阈下的个体境遇与人物性格

《故事新编》是鲁迅晚年贡献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又一伟大文学作品。《故事新编》所营造的极度错裂与充满冲突的空间形态,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对其个体生命在社会存在状况体认的结果。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故事新编》在审美精神上具有荒诞与冷硬、沉郁的特点,而它的人物塑造也显示与一般历史小说完全不同的独特性。     

尴尬与选择:乡村传统庙会的现代性境遇——杭州地区两个乡村庙会当代变迁的考察

传承与发展是民俗文化的固有属性,庙会文化自萌发开始,到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最终为历史所接纳,其演进与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求开放的过程。而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与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却面临断裂的可能。考察杭州地区乡村庙会习俗的存在状态,当代庙会相较于传统庙会已经有了很大的革新,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觉介入、庙会活动的内容逐步转向以弘扬地域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为主导等。然而,对于传统民俗文化基质的过度剥离,使其固有的人文精神难以再现,文化形态也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积极发掘传统乡村庙会的文化厚度,丰富其时代内涵,以增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传统乡村庙会得以延续的生命所在,更应是其当代发展的基本走向。     

关于当前我国文学教育的两个问题

文学教育是关于文学和利用文学的教育，是“硬教育”与“软教育”的统一。我国文学教育依然存在着理论上的缺席，观念陈旧、责任淡泊、对象错位等问题。面对消费时代文学教育的新特点、新问题，形成新的文学教育理论势在必行。     

命运困境中永不停息的前行者——加缪、鲁迅、史铁生笔下的命运抗争者形象分析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鲁迅笔下的"过客"、史铁生笔下的盲琴师都处于命运的困境之中。面对令人绝望的处境,他们都没有放弃抗争和追求,而是以自己永不停息的前行脚步谱写出了高昂激越的"命运交响曲"。这三个有着相同精神特征和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正反映了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三位作家对命运困境的共同思索。     

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位置与现实境遇——兼谈主流体制下的中介系统及其角色功能嬗变

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表征.它的文化态度趋向于守成,而目的则是为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纯洁性,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居于"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和文艺方针的调整,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处境日趋维艰.为了恪守其职,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文化对策.而这一切,又与中国现行体制中存在的作协、文联等机构和领导型批评家所组成的中介系统密切相关;该系统曾按照自己的角色功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作家个体写作之间进行着上下沟通与协调,并发挥了重要的规约作用.     

娱乐明星崇拜情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境遇与优化：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当代中国的娱乐明星崇拜现象是粉丝角色互动需要、明星角色期待供给、某些娱乐资本和娱乐媒介角色功能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粉丝角色知觉的彰显与消解、明星角色扮演的张力与冲突以及饭圈集体角色的文化模式多元交融的复杂现象图景。这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娱乐明星崇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围的延展、话语的丰富与功能的强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另一方面,它也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权威性、中介完整性与内容严肃性面临被遮蔽与阻滞的风险。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需要抓住机遇、应对与化解挑战,从提振粉丝角色知觉、引导明星角色扮演、突破饭圈集体角色的文化模式区隔、推进多维角色规范等工作维度着力推动。     

殊途是否同归：“沉默型弱者”与“抗争型弱者”的差异与共性——以河北杨乡征地过程中农民维权的两个个案为例

文章通过对河北省杨乡高速公路临时征地中两个个案抗争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抗争者的身份特征、所处环境、抗争动机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影响着他们在抗争过程中的遭遇与抗争利益的获取.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农民内部抗争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面临的共同的外部结构压力,探讨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抗争的认知与农民抗争的实质,揭示农民抗争面临的困境.     

不同体制下企业创新行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比较

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企业的创新行为主要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企业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对企业创新行为动机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同环境下企业创新行为差异的理论根源,并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为代表,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创新行为差异进行了实证比较。     

不同管制条件下食品供应链成员企业的质量管理行为分析

质量管理体系（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QMS）的实施要求对企业的质量管理成本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自愿实施、半自愿实施与强制实施条件下企业的质量管理行为不同。通过对不同管制方式下食品供应链成员引入QMS后产品质量及成本的变动分析,认为处罚手段与力度是QMS自愿实施的一个关键条件,而监管手段与产品检测水平是强制性实施QMS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帮助对于任何一种实施方式都是必须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强制实施高水平的QMS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关于是否存在精神实践的几个问题(下)

本文是在上文(刊于本刊2001年第6期)阐述了关于是否存在精神实践的十个问题之后.继续阐述知识经济是以精神实践为主导的经济:物质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离不开精神实践:诸形式的社会意识都是精神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认识过程就是精神实践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过程是精神实践过程;任何创造性的理论和假说都是精神实践的产物:错误认识的产生也是精神实践的产物;精神实践是精神生产过程:精神实践的重要性等问题.     

《西游记》前两回的言语行为理论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通过列举不同人物在不同语境下典型的行事动词,从言外之的、适从向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三个方面,对《西游记》(中英文版)前两回的言外行为进行语用分析,以此反映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和体现作品主题,进一步证明言语行为理论可广泛应用于文学语篇分析,尤其适于分析《西游记》等浪漫主义小说。     

不同土地规模下的农户生产行为分析——基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实地调查

以长江中下游区域问卷调查为基础,对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的生产用工行为、投资行为、技术采用行为以及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小规模农户经营土地总用工量低于大规模农户,但其家庭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用工量远高于大规模农户;单位土地流动资本投入随规模扩张逐渐减少,各规模农户固定资本投入极其有限;大规模农户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远高于小规模农户;农户土地流转率低,中等规模农户"希望流入"土地的意愿十分强烈,但小规模和大规模农户并不希望改变当前土地规模,"希望流出"的农户数量不足成为当前土地集中、发展规模经营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