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中的事实形式

司法中涉及的事实有存在事实、观念事实和法律事实三种形式,司法过程就是以零散和残缺的部分已知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起点,以主观性的观念事实为中介,再运用法律规则对已知的存在事实和已经形成的观念事实进行裁剪和取舍最终形成法律事实的过程,据以作出司法裁判的法律事实是客观性、主观性和法律性三者的统一体。     

试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

三大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我国的学者和诉讼实践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有所偏颇,不利于司法操作.笔者通过历史考察,认为查清案件的原本事实是古今所有诉讼制度追求的共同理想,依据对诉讼证明过程的分析,得出了客观的原本事实并不能百分之百的实现的结论.因此我们应正视现实,正确理解“事实”,采取切合实际的务实态度,以利于研究的开展和司法的操作.     

浅析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事实错误的分类及罪责认定,是实践性比较强的理论难题。对事实错误的分类,应该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事实错误可分为对象错误、打击错误、行为性质错误和因果关系错误四类。通过对各类事实错误的罪责认定,确定其各种事实错误的不同处理原则,从而对司法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刑事诉讼非要件事实证明标准探析

狭义的刑事非要件事实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实体性事实,包括量刑事实和诸如逮捕、立案等其他过程事实.证明标准层次化构建的内在机理是在司法动态运作过程中,审判者就不同证明对象的重要性对其证明程度进行区分,实际是控辩双方所提出证据的证明力的差异程度,这种差异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区分重要诉讼权利与一般诉讼权利、以中度、低度证明标准...     

论我国诉讼立法上的证据概念

我国当前诉讼立法上给证据所下的概念是以“事实说”为依据的。笔者认为,以“事实说”界定证据概念存在着诸如文法逻辑矛盾、违背人类认识事物规律和司法实践现实等缺陷,应当以“根据说”为基础,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证据概念进行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和研究,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证据概念使用混乱的现状。     

浅谈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是司法者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由已知的基础事实推论出与之相关的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另一事实是否存在的方法。这一推定事实可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允许对其进行反驳,但证明责任规则一旦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形成后,就不会转移,在事实推定中转移的只是主观上的提供证据的责任,以缓解当事人的证明困境。     

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贯彻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该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但是诸多司法解释均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政治领域也得到了党的文件的肯定。可以说,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已经逐步确立发展起来。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厘清“以事实为根据”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审判中心主义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证明标准等。     

"以事实为根据"——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

什么是定罪的法律根据,是近年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新主张处于强势话语地位,而中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则深陷危机之境.新主张无疑是有问题的,我们有必要重申:"以事实为根据"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定罪基本原则,它与"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原则共同构成了判决原则的一体两面.不过,"事实"不应只是通常所强调的"铁的事实",还包括"不一定为真但仍愿意确信为事实"的这种"事实(观)".     

论网络反腐媒介“事实”与司法事实的认知

网络反腐对于反腐倡廉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从现有的反腐现状看,网络反腐的焦点与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具有一定的出入。房姐无“房”的司法判决使网民产生许多疑问,而媒介“事实”与司法事实之间的鸿沟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理性对待媒介“事实”与司法事实的张力？这些皆涉及对媒介“事实”与司法事实的认知问题。     

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关于案件事实界定

案件事实作为一个概念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践界都如同"事实"这个概念同样被混乱地使用着。不同语境下"事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同时对于案件事实的性质究竟是主观性还是客观性人们也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从本质上讲,案件事实是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指向的主观判断的结论。     

对事实婚姻制度的几点思考

为解决事实婚姻问题,既要明确立法的价值取向又要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尊重现实社会中已存在的婚姻现象。因此,文章指出了我国新婚姻法对事实婚姻规定的不完善之处,进一步阐述了完善事实婚姻的见解和观点。     

情理法的正当性：以“情”为核心的阐释———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依据

对于情理法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既是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在,也是为时下司法实践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种具有知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客观要求。本文通过对情的谱系进行梳理,发现情理法中的＂情＂是从事实和规范构成的空间里展开其自身的意义的。法官探究案件的事实以及做出符合规范的裁断是情理法的正当性所在。     

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之探讨——兼论不同诉讼的证明标准

针对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中的"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的抽象化作法,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是指诉讼中的"案件事实",而不是哲学范畴中的"客观事实".同时,针对三大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异,提出在不同诉讼中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证明具有不同的标准.     

论行政事实行为的规范化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 ,在从事行政管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过程中作出的不以设定、变更、解除行政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的频繁出现使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与实践面临巨大挑战 ,因此规范行政事实行为对于修正传统行政行为理论、贯彻依法行政原则、保护公民权利等具有重大的法理学意义。对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规范化应主要从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等几方面来进行。     

论大合议庭中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仅可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表决,不可就法律适用进行表决。但是该法及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对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审权限内的事实问题应当指某一行为或事件是否发生或客观存在,而事实确定后的后果则属于法律问题,但从法理以及司法实践来看,部分事实问题仍然由职业法官进行认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证据是否采信。大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人民陪审员可以通过听取证人证言、向证人发问以及勘验犯罪现场认定案件事实,准确参与审判,保证司法民主得到落实。     

论指导性案例中的"基本事实"及其相似性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官应当将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进行相似性对比和识别。从案例指导制度初创时期的“基本案情”类似,到要求“基本事实”类似,是指导案例司法适用理念的重大进步。明确基本事实的结构要素,是实现指导案例事实类比的重要前提。基本事实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行为性质、权利义务和事实争议点。进行基本事实类比,要将行为性质、权利义务和事实争议点等进行分类类比,从而实现基本事实的类似化。     

杜绝死刑冤假错案十论

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关死刑的冤假错案频频发生,这一现象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思考。针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在司法工作中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做好入罪的甄别工作,防止以"假事实"掩盖"真事实"而按"假事实"对行为人定罪,严禁以所谓的高科技手段进行所谓的心理测试;坚定地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应当不断提高侦查讯问程序的透明度,强化对侦查讯问活动有效的内部监督和有力的外部监督,坚决排除刑讯所取得的嫌疑人供述,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切实推行错案追究和"行政问责"制度,对于酿成错案的有关人员给予严厉制裁,加大对司法腐败的惩治力度。     

简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与联系

事实判断以客体为取向,以事实为原则;价值判断以主体为取向,以价值为原则。二者存在着区别,但这种区别不是无法跨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事实判断中渗透着价值因素,价值判断中存在着事实认定,二者可以统一于现实实践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