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在微信同乡群中自我身份的建构

手机是新生代农民工连接乡土社会与城市身份的一种重要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微信同乡群进行深入访谈的研究发现,在同地熟悉群与异地熟悉群之间没有本质差异,实际上是原先农村社会秩序和农村人身份的网络迁移;而同地不熟悉群的日常交往,则强调城市现代的平等观念,凸显城市里的功利性交往。相对而言,前者容易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抱团意识,后者则可能更容易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的影响因素及解决思路

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体制下．农业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被分割为两个不相衔接的过程。这样，“城市农民工”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阶层就出现了。在我国城市现有的住房保障体制下．“城市农民工”的特殊身份．相应产生了农民工的城市居住问题。笔者试图深入分析影响城市农民工居住问题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

本文以个案为基础探讨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过程,这一研究超越了以往重视群体身份认同的传统,展现了青年农民工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生活体验,且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形成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对于很多户籍上仍然是农民而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打工者而言,不论他身在哪里,都是异乡。同样,伴随的是其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模糊。也即是说,对青年农民工而言,已有的身份认同机制已经无法满足他对自己认同的需求,于是,寻找一种新的认同机制成为他寻找新的归属的必然,打工者,正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界定。     

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

本文通过探讨导致农民工和城市工人之间收入差异的机制,检验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农民工个人特征是如何影响到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的。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将收入划分为包括福利的总收入和不包括福利的工资收入后,本研究检验了样本代表的各城市内部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两种收入之间的差异,发现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福利性收入,或者说,影响在职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是基于工人户籍身份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组织及政治的互动与认同,这种互动与认同以信任为基础。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由于当前社会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偏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困境。因此只有通过修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信任、增进其组织信任、重构政治信任方能构建起积极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从我到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6月4日,20来岁的农民工张思路在接受燕赵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发出了想要留在城市的强烈呼声。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上一代农民工只想挣点钱然后回乡下不同,新一代民工大多像张思路一样有留在城市的强烈愿望。然而,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他们必须仍然守着农民的身份。二十几年来,尽管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人数甚至已经超过城市产业工人,但他们始终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无法转变为真正的产业工人。不过,"农民工"终是一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近年来"民工荒"的不断出现,说明这个过渡性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永远靠"农民工"来支撑,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如果不能突破目前低技术水平的产业瓶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

在城市化过程中,青年农民工面临着身份危机。为了实现身份认同,青年农民工需要进行身份重塑,经由身份重塑实现身份认同是青年农民工个体获得明确身份地位的一次飞跃。除了实现身份认同,青年农民工还应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融入社会,获得社会认同。由身份认同到社会认同是青年农民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     

从“他者”到“群我”:城市化进程中随迁子女融入问题

中国"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界定的社会心理支撑,使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跨文化适应)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与社区适应的规范路径。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本研究从“市民权”概念入手,探讨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而目前中央政府的放责放权与地方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公共事务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城市,城市公共事务的决策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是他们的一项正当性权利。然而,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模式,为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缺位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促进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社会,是建设和谐城市、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如何缩小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则成为目前面临的巨大困难。本文以上海为例建立了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同群效应则可以强化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群体价值判断的趋同性,从而对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双向作用。如同群效应强化群体共同的偏见,则有扩大二者社会距离的倾向。     

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研究

青年农民工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他们已经成为独立于城市之中的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本文着重研究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问题.首先从理论层面上,分析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已有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相关定义,然后,具体分析W市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面来探讨他们融入城市的情况,并且得出结论: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只是"嵌入"式和"失范"性的融入,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途径和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正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步转移",在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被分割成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与身份的变化过程。随着农民第一阶段城市化转移的实现,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研究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说法,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致可勾画出新生代农民工所谓“四高”、“一低”、“一薄弱”的社会印象和群体特征。相对其他群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相对减弱,城市社区认同较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研究应该区分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特征,并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对其定义和特征把握要注意从与周围群体和代际关系中共同考虑。     

上海崇明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分析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崇明籍农民工涌入上海，这一同时拥有上海户籍及农民工身份的特殊群体所遭遇的融合困境也日益凸现。笔者通过在沪上农民工聚居地之一的c公寓进行长期入户访谈，着重对崇明籍农民工进行个案访谈，从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切入，对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现状进行分析和解释。     

女农民工：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上遭受性别和身份的“双重困境”。她们多从事非正规就业，即使在正规部门就业，也处于职业层级的最底层。     

谁在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

农民工是具有农民居民身份而在城镇从事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的结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大课题。从对农民工一味的管理、限制和防范到对其社会保障权的正视和保护,全国及各地的立法者经过了近二十年艰难探索。如今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社会效益已经初步显现,但是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通过社区日常生活的渐进性互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

社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演变的转换区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在社区中，社区管理与服务在农民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就是一种可被直接感受到的新的支持力量。因此，以社区为切入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是社会支持的一种重要手段。     

比较视域下父代流迁子女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西八里村为例

农民工举家搬迁已经成为趋势之一,在陌生的城市中、陌生的生活习惯下,这些父代流迁子女自然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本文探讨研究这一群体对迁入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旨在解决随迁子女的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促使其健康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状况不断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人员。他们既不是单纯的农民身份，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兼顾二者性质的特殊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快。农民工的数量也急剧增长，成为社会中不可忽略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