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威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进谏的艺术:基于唐代三份谏疏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谏议论发挥最重要的政治调节功能,涉及君臣互动、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以道事君"上疏进谏是一般官僚的权利和义务。进谏首先要有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宏阔的政治视野,其次需要掌握技巧,还要遵循其戒律规则,即不能挑战君主的权威性。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论信息传播是中国古代监察活动的重要特征

"传播"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传播"更符合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的本意,只有如此,将古代监察纳入传播学视角进行考察才有了依据。"监察"概念的字面意义可以说明其信息传播内涵;从起源上看,监察是最高统治者亲自观察、巡视的替代;从功能角度说,监察官员与制度是为实现政治控制功能而设;而且古代监察的信息传播特征还可以用拉斯韦尔"5W"模式进行说明。中国古代的监察活动是以信息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政治监控活动。     

中国古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夏商朝的混沌期、西周的雏形期,春秋战国的争鸣期,汉朝的定型期,之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诸王朝,二千多年间二者的关系从政治的道德化逐渐演变为道德的政治化。在政治实践中,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以及"以德配天"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理论基础与理论中二者间的关系开始分离。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确立了政治道德化的表象,而在实质上却是道德的政治化。     

中国古代地方职官设置与管理智慧

中国古代王朝为了实现统治,必然要在地方各行政区普遍设置各种官吏,赋予他们以一定的权力,并使他们在中央的指令下,推行政策和进行管理,构筑网络状的组织.地方行政区划虽然因时而异,组织结构也随政治形势不断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在调整地方行政层级,完善地方行政制度.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在地方职官设置上,有正佐监督制、主官负责制,在二者运转不协调的情况下,以监察权力介入地方行政事务,进而导致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发生变化.如何协调正佐监督制、主官负责制、监察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中国古代王朝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天值得研究并且吸取经验教训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与士人的政治心态

“制衡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这种观念的价值构成和政治功能均别具特色,与西方的政治制衡理论大相径庭,对于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运行,特别是对于士人(知识者)的政治心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对这一问题略行探讨。     

中国古代谏议思想与谏议制度刍议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谏议思想,为谏议制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谏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它经历了发生、发展和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有得有失。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谏议思想和谏议制度,不仅对更准确地认识传统文化,而且对今天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有着深层的借鉴意义。     

新闻媒介还是朝政传播——中国古代报纸媒介范式研究

中国近现代报纸并不是在中国古代报纸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自西方"舶来",由此引发了"中国古代报纸是否是报纸"这一经典论争。中国古代以官方邸报为主、民间小报为辅的媒介系统绵延一千多年,前者的信息传播主要限于官僚机构内部,后者则受到官方严控且信息常常失真,二者都不同于作为新闻媒介的现代报纸。同时,相较于近代以来日益加速的媒介更迭,中国古代报纸在形式、内容和技术应用等各方面又呈现出相对静态的媒介特征。从总体的媒介范式上看,中国古代报纸是服务于朝廷政治需求而形成的组织传播形态,其基本诉求和功能都是维护朝政,与近现代报纸的大众传播模式有着明显差异。在宏观历史视野中整体把握中国古代报纸的媒介范式,有助于更为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播传统。     

论贾谊政治思想对中华帝国的贡献

汉儒贾谊总结强秦二世而亡的政治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没能做到政治方略的调整,即从战时的“高诈力”转换为治国所需的“贵顺权”.贾谊关于“取予守不同术”的认识涉及获取政权和构建国家、维系政治秩序的不同政策原则,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重民,贾谊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告诫当权者不可与民为仇敌.这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统治者要么善待百姓,可以长治久安；要么实施暴政,最后被百姓推翻.道理看似简单,却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君主政治治乱相继的全部过程.贾谊的政治思想从政权的获取与维系层面,为统治者提供了实施政治调节治国方略和实行仁政以缓解政治冲突的理论依据,又通过对“以民为本”的诠释,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性作出绝对化判定.这就是贾谊为绵延二千年君主政治的中华帝国在政治认知上作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古代国家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政治关系.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不管使用和平的或者武力的手段,整个外交活动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和平与武力的手段,君臣关系、册封与册封体制、羁縻与羁縻府州、朝贡与和亲等形式,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的.     

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文史哲》国际版第5卷第1期“在传说与真实之间：夏朝史学研究”内容简介

<正>中国,在古代自称为"华夏"。"夏"是中国渊源长久的历史记载中所确认的最早王朝。关于夏代的认同,一直是中国古代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中非常基础的观念。不过,随着中国传统王朝统治的解体和西方社会科学模式的传播,关于夏代的有无和相关记载的真伪,成为了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史中最为敏感而难以平息的争论之一。最近几年,关于夏代有无的讨论再次在中国掀起热潮。得益于一系列早期遗址的田野考古和"清华简"等     

论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文明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政治主体在漫长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了重民、公忠、孝道、仁爱、信义的政治道德原则和清正廉洁、诚实守信、公正无私、尊贤爱才、秉公执法、勤政敬业、爱国图强等政治道德规范.探索政治道德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和提高政治道德实践水平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持中国古代政治关系的和谐与政治行为的公正有序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道德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

由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受到政治组织控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科层的层级与链条过长,也使信息传播中的失真较为严重.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减少了传播的层级,提高了系统内的透明度,为政治决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信息环境.去科层化的互联网也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意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互联网对民主化的推动是通过"去科层化"的机制发生的.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公共管理指国家、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古代也存在公共管理。我国璀璨的古代文化酝酿出诸如谏议制、基层自治、宰相制和科举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在对我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也有一定的启示。     

中西方政治学比较论纲

政治学作为人类思维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在中西方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就政治学的传统而言,西方一直存在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两大传统,它们存在着"连续性"之关联和"否定性"的特点;中国基本上只存在着一种传统,这一传统与中国古老的文明一样漫长而绵延不断,呈现出"连续性"的发展态势。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一直居于一种竞争态势,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非对抗态势。正是这种不同的发展态势,才使得中西方政治学在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理论表现、现实功能和同宗教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许多相异的特征。在这些特征的支配下,中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一经相遇后,便呈现出冲突与交融的局面。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及制度概说

中国的传播思想源远流长,属于政治传播及控制范畴的观念、主张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信息监控、信息调控及信息规范控制三大政治传播手段来看,古人提出的一些信息控制思想、主张并不逊于现代传播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具有阴阳组合特质的话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纲纽性认识。另外,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与西方学者的"传播制度类型"观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

高丽王朝与辽朝、宋朝之政治关系复杂而微妙,通过高丽王朝对宋、辽派遣使节的频率、内容、地位及高丽对这两个王朝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高丽王朝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基本理念,即高丽始终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在辽朝的武力征服和威胁下不得不向其称臣;同时高丽对中原文明怀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但这种文化认同感又必须服从于实力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