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搬迁移民减贫效应分析

搬迁移民是全力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措施,能够帮助扶贫对象彻底摆脱恶劣生产生活环境,真正达到减贫目的。本文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实施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实施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净增效果显著,即搬迁移民实施是移民农户生计资本提高的主要原因,同时搬迁移民安置点的选择显著地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因此,本文认为针对连片贫困山区农户,积极实施搬迁移民能够提高农户生计资本,能有效达到减贫目的。     

民族地区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以云南沧源县为例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中,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防贫减贫、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估体系中,社会资本所占权重最大,显著影响农户生计水平;民族地区农户的各项资本逐年递增,且农户在家庭结构、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因农户致贫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为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需要做到：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提升农户社会资本;重视文化资本,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村农户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紧密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实现由计生到生计的有效转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有效衔接。     

“可持续生计”视野下失地农民生活信心研究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探讨失地农民生活信心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征地后失地农民对生计维持的忧虑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信心不足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生计结构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于失地农民生活信心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要实现可持续生计的目标,增强失地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一要保障并拓展土地资产收入,二要完善职业转换扶助机制,三要以社区建设提升社会资本。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

探寻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农村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产权经济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安徽金寨县和江西鹰潭市余江区289份农户调查问卷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通过参与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资本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但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总量及其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组织方式及不同流转方式下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因而,应探讨多元化的宅基地流转组织方式,寻求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自成长机制,并根据宅基地流转方式的不同制定差别性的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对策,以切实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激励其积极参与宅基地流转.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生计资本缺乏,在可持续生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因此,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民工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生计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研究农民工的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不仅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而且对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需要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相互协作,也需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差异性的影响——基于生计资本关系动态变动分析

社会资本在农户非农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基于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主要分析社会资本对于不同生计脆弱程度非农就业农户的差异性影响,并重点探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动。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可以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改善作用越明显;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均能够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当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随着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降低,两组变量之间由替代关系变为互补关系;而随着生计脆弱程度进一步降低,两组变量之间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     

从资本逻辑看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

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方法出发来把握现代性逻辑,就需要紧紧抓住资本逻辑。从根本上说,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现代性逻辑的诸种基因就孕育在资本逻辑的内在联系、基本矛盾和演化趋势之中。资本逻辑的总体化、社会化进程创造了现代社会,勾划了现代性逻辑生成的基本线索。与资本逻辑的动态结构、多重形态和内在矛盾相对应,现代性逻辑具有总体性与差异性交织的结构特征,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内涵。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现代性逻辑表现出内在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发展趋势。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现代性视野下建筑的空间重构

现代性与建筑是双向、共生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有机互动共同推动了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性本质上是现代建筑的价值根基,现代建筑是现代性在空间的动态映现。进入现代文明以来,建筑现代化虽然能够维护人们享有自由的权利和公共化的空间,但也在日益造就贫富分化和精神虚无等人的存在困境。因此,必须在现代性视野下构建物质富足与充满人性的建筑新形态,主要体现为优化资本重组,重构建筑现代性中资本运作逻辑;平衡多元利益,推动建筑现代性中的主体协作共治;实现空间正义,营造公平公正的建筑人居环境;突出文化表征,在建筑现代性中培育建筑共同体意识。     

基于符号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实践逻辑考察及其伦理确认

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关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解释困境体现在对社会关系之本性的不同见解中,这呈现在交往与权力的对峙中,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社会空间的动态平衡。随着“符号资本”概念在社会解释中的引入,这一动态特征的刻画便建基于话语实践的运行结构及其经济学转喻下的表征功能。在宏观场域阶层上,符号资本既是话语实践的基础,也是社会流动性的动力根源;在微观层面上,话语实践塑造了符号资本的自我关涉性,并将符号资本引向在现代社会场域中的伦理确认。基于此,“符号资本”的概念扩容导向一种实践经济逻辑的规范内涵,后者为走出交往与权力之间解释困局,应对当代渐趋复杂多元的现实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与实践动力。     

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动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资本.作为动力源泉的资本,是推动现代性持续生成与不断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对于现代性的基本动力问题,应当分别从资本的内在规定、资本的动力作用和资本的当代现状来予以分析.正是资本无限制地自我增殖、自我扩张的本性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量.主要通过“社会时空结构”等中介性机制,资本才能够不断拉动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资本的增殖和积累进程开启了社会时空结构的巨大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生活剧变,这表现为“时空压缩”与“时空伸延”过程的相伴相生.与早期现代社会不同,以“信息化”、“自动化”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已经将世界带入了“后工业时代”.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不表明科学技术和知识信息对资本动力的取代,而是表明资本积累方式的具体形式的变换.     

穷人生计策略变迁理论及其对转型期中国反贫困之启示

生计作为正式的概念在1992年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以来,从微观的视角,即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在1999年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出后,成为理解和应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时也不吝被各类非政府组织和研究者使用。由于农户的不同结构的生计资本,农民的实际生计策略和结果的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出扩张型、集约化、多样化以及迁移型等生计类型。对贫困农户不同生计策略和形态的动因、制约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的理解,可以更好地形成相关的干预政策和策略。     

经济学视阈下的双重现代性批判及其意义——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考察

马克思深刻地诊断了现代性问题,他对现代性的看法是辩证的:一方面肯定了现代性进程所推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核心--资本逻辑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批判,并深刻地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对资本的批判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这一辩证的态度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物化"两种形式的明确划界.同时,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摆脱资本逻辑操控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之路.马克思虽然把批判的基点放在经济事实的现代性上,但是在他的哲学中,经济事实现代性和文化观念现代性的双重批判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的西方依然没有走出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性社会.马克思的现代性诊断给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构建提供了方法论遗产.     

基于可持续生计生态下失地农保的路径选择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生态下,涌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存量极少。失地农民“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特征逐渐显性化。鉴于“拉美化现象”的警示,政府必须走出管理的“泛市场化”,承担起维系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职责,构建具有实践适应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长效机制。     

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

传统社会将全部剩余劳动投入等级制社会结构再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系统处于维持生存的状态,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徘徊。资本力量使剩余劳动投入到物质生产体系中,不断增殖扩张而诞生现代社会。资本扩张过程推进的生活世界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变革,其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作为资本增殖机器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了现代人际关系、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产生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性特质,并且展示为都市生活、品牌崇拜等现代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出充满悖论的现代性。中国现代化进程应当运用各种力量与手段,对西方式现代性扬其善抑其恶,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关于空间生产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

由于资本的历史本性和空间生产的历史本质,空间化发展和扩张成为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但资本的这种空间化扩张是同质化扩张,由此造成了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现代性危机实质是资本原有积累方式的危机.当代社会中空间生产由资本增殖的条件转换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途径和方式,由此造就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话语.从现代性发展到后现代性发展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本形态创新的需要.因此,在看到客观历史发展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保持对资本意识形态的警惕.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基于空间政治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呈现为“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结构化空间转型,辅之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空间的逐利经营,城市内部空间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在空间上消解阶层身份符号,促成话语融合,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传统现代性在空间分化治理上的功能困顿主要表现为：资本贪婪本性带来的积累危机引致空间极度扩张和残酷剥削、现代性对城市空间的形塑会抽空人类意义而带来人的异化,这些相应促成空间政治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空间政治运行的核心行动者,以西部大开发、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国域空间治理已彰显出巨大效能,而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需要地方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同时以央地税源配置调整和税种结构优化来逐步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良性可续的地方财税体系,并在城乡有机融合、基础性民生公共产品均衡配置和城市科学规划等向度上促成空间分化的消解。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人口迁移研究——以宁夏中部干旱地区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愈加明显,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人口迁移则可能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通过对宁夏中部干旱地区生态移民的实地调查,发现了宁夏中部干旱地区因气候变化所影响的移民类型主要有政府主导下的生态移民、移民自发迁移以及因减缓干旱而实施工程非自愿移民这三大类型的人口迁移,分析每种类型的人口迁移与气候变化的关联性以及气候变化因素作用于人口迁移的机理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不同类型的移民与气候变化/灾害的关联性的强弱程度是不同的,其中自发迁移的关系性最强,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次之,非自愿移民又次之,而自发移民和政府主导下的移民都属于自愿移民,而气候工程所导致的移民属于非自愿移民,移民的类型都与气候变化/灾害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