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法律保护研究

传承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在人。但仅重视个体传承人认定而忽视团体权益的保护，将严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法律保护是重视非遗传承主体保护与认定的政策要求，是促进非遗传承队伍的多元化现实需要，也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延续的发展需求，更有团体人格理论及文化权利理论做支撑。当前，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保护还存在性质与内涵认识不一、认定机制不完善、相关权益不明确、有效管理体制未建立等问题。建议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保护的相关立法，合理明晰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概念，统一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认定条件和程序，加强对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权益保障，建立健全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的扶持、考评、退出等管理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反思与理论构建

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在运作中开始表现出种种弊端。立足学界对传承人制度的反思,传承人研究及保护要走向深入,应该重视传承人的理论研究,而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理论研究经验值得借鉴。基于此,深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应从以下方面突破:一是从传承人与调查者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二是进行传承人群体的比较研究;三是将性别视野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

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质是保护“代表性个体传承人”的政策,重点突出了“传承人个体”,缺乏对“传承人群体”的关注。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应采取如下措施加强保护：加强基础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扩大“代表性传承人”的内涵,使其既包括“传承人个体”,也包括“传承人群体”,并在政策表达上予以确定;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程度;消除“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占”地位,打破“政策垄断”;设置适合的考核评估标准,督促“代表性传承人”在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参与者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营造“群体传承”的氛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行政法保护的反思与发展

现阶段我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政性保护措施虽多,但整体缺乏系统性,具体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行政法保护的立法缺乏规划性,传承人保护缺乏专门的行政法,行政确认机制缺乏整合性,社会监督体制不尽完善等方面,需要通过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规范体系,细化传承人保护规定,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确认机制,完善现有确认方式,建立有效的行政奖励和行政帮助制度,构建以程序公正为主旨、以公众参与为途径的社会监督制度等途径加以改革。     

乡村文化精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传统乡土社会,乡村文化精英在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中作出了杰出贡献。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与发展,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社会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内容,代表性传承人即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和保护制度正面临着困窘的当下尴尬和隐忧。因此,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培养文化精英,恢复乡村社会的文化功能,真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进一步开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不足及完善

从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看,在立法规范上存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层面上的不足,在保护实践上存在过度商业开发、传承人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应当首先明确非物质文化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进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并构建其相应的辅助机制。     

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法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要卓有成效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应有步骤地进行普查采录、整理建档,评估鉴定、传承人认定,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政策法规,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制度。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机制研究

建立健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律保护机制,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评定标准和原则、行政保护机制的认可,以及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保存机制和传承人认定、保障机制入手,全面、系统地研究符合科尔沁地区和文化特征的行政法律保护机制,使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保护轨道上健康发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路径研究——以贵州“安顺地戏”为例

"安顺地戏"是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和传承性等特性。对其进行法律保护过程中,存在权利主体、权利性质和独创性难以认定的理论困境,在近期遭到了侵权,被法院认定为不是《著作权法》中认定的"作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从重视传承人的认定、强调责任追究、构建密级制度和完善法律监督与救济等方面进行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正式确立,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而中国目前的评审、保护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专家、传承人共同参与,并且分工明确、责权统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界定,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困境。通过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源及界定,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目的,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认定为具有公益和私权的混合新型权利。我国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私法统一的保护体系。     

韶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研究

广东省韶关市目前有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项,传承人70位。非遗传承人存在着年龄偏长、后继乏人、缺乏资金扶持、资格的认定与退出缺乏可操作性细则等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政府财政投入与扶持的不足,非遗的特点以及非遗传承人自身的市场意识、经营开发的能力与水平的限制等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国家与社会都需要加强对非遗及其传承人的重视,加强对非遗及其传承人的立法保护与规范,加大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扶持资助力度,创新非遗传承人+保护与传承模式等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及传承人意义

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静态的物的传承保护转向活态的文化保护的认识转变,传承人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递者,以其文化主体的身份不仅保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和自身文化特质等基本属性,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中以提升自身文化自觉意识,构建具体传承通道等作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一种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法律理应对之提供充分保护。很多省市通过地方立法等形式加强了保护,然而通观这些举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关键作用的传承人的保护还是不充分的甚或是欠缺的。面对现实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侵害的各种行为,面对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隐形侵害,这些举措就显得无力,我们主张依据刑法的补充性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为提供较为充分的保护。     

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也越来越受重视。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产性保护通过市场的流通环节,将传承人、非遗项目与民众紧密的联系起来,促进了非遗项目在当代社会价值回归,推动了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     

社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经过了舆论宣传、社会动员、普查摸底、申报及建立各级名录体系、公布传承人名单等步骤之后,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新阶段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建立和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把保护工作的各项举措落实在实处,以及落实在基层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社区的关系如何?相关国际法文件中对于社区保护是如何定义的?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已有哪些有益的经验?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意义?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又有哪些重要的实践?本期笔谈,我们邀请了三位学者分别就上述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以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领域引起关注和讨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保护的经验——以融水苗族坡会群为例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经过了舆论宣传、社会动员、普查摸底、申报及建立各级名录体系、公布传承人名单等步骤之后,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新阶段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建立和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把保护工作的各项举措落实在实处,以及落实在基层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社区的关系如何?相关国际法文件中对于社区保护是如何定义的?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已有哪些有益的经验?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意义?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又有哪些重要的实践?本期笔谈,我们邀请了三位学者分别就上述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以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领域引起关注和讨论。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文章在分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绩,详细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非物质遗产被不正当商品化、非物质文化载体被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管理欠缺、传承出现断脉、民众意识薄弱、保护教育匮乏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态、保护物质载体、健全保护信息系统、保护传承人及文化空间、提高民众保护意识、开展保护教育及进行旅游开发等一些策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及出路——基于“广昌孟戏”的田野考察

我国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基于此背景,在田野考察视域下开展非遗保护研究的意义显著。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昌孟戏"的实地田野考察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陷入项目实施不到位、传承后继无人、保护与开发失衡、民众参与度不高等困境,急需从落实"非遗"项目、推广数字化保护、制定传承人培养计划、构建全民参与体系、开发"非遗"资源等方面寻求出路。     

基于传承主体视角的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非遗传承人包括"传授者"和"承袭者"两类行为体,传承是传与承的合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是人的"活态化"。本文从非遗传承人的角度,对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保护传与承的主体,又要为两者互动循环提供足够的空间,最终目标是形成本土非物质文化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非遗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