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治理体系转变发展趋势与动力探讨

我国的腐败治理体系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从治理的具体对象角度衍生出的一个次级系统概念,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也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效。因此,腐败治理体系要素的内涵结构必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手段以及治理的运行方式上实现进一步的转变与发展,才能有效实现腐败治理的功能和目的。同时,我国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民主体意识的发展、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效能的提升以及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在为我国腐败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基础。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村治理:主体、模式及其关系

从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缺失和资源匮乏的现实出发,讨论了承担乡村治理主体应是知识型有朝气有眼界的农民,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责任主体与义务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须基于统筹城乡背景下,加强乡村治理的主体体制与制度建设,通过体制重构与制度创新,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通过进一步的户籍制度改革与保障制度建立,实现对农民工的留城或返乡分流的激励与保障制度。研究结合江苏的实际状况,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提出了苏南治理模式与苏北治理模式的构想,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治理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着质与量的差别。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论互联网金融的公私协同共治

面对金融新要素对传统监管的挑战，以公权为主导并集结互联网金融行业组织和金融企业等私法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成为互联网金融治理模式优化的有益探索。囿于互联网金融公私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互赖基础薄弱，私法治理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不足以及公权主导的元治理机制适用异化等因素，我国互联网金融合作治理陷入失衡的困境。新治理框架下的系统协同论提供了耦合三方治理主体的公私协同共治思路，通过深化开放型共治组织架构、加强交互型共治规范建设以及落实制衡型共治权责配置等举措，有助于纾解既有的合作治理困境，并最终裨益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宗旨的我国互联网金融现代化建设。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食品安全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内涵、功能与法治化建构

食品安全治理法律责任制度是整个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石.脱胎于全能主义的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模式及其传统食品安全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在合作治理中内涵、功能等方面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缺陷.应该以治理责任主体多元性、责任类型的预防性和责任方式的整体性为总体方向,实现食品安全治理法律责任制度优化转型.从法律规范层面建构契合食品安全合作治理模式的法律责任制度,维护和保障多元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法治化、现代化.     

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

社区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资源过于分散、居民社区认同和参与机制欠缺等一直是影响我国社区建设深入推进和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症结。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二化四网六平台”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并形成“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论全球治理语境下的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防控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区别于传统恐怖活动犯罪的新特性,导致传统对策机制失效.加之现有网络恐怖活动犯罪治理手段的失灵,使得运用全球治理模式防控网络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必然选择.全球治理模式中的多元主体、 多层次防控机制能够衍生适用于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防控.全球治理模式对我国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同样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我国应建立多元多层次的防控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现实威胁.     

安徽“美好型”乡村多元治理主体模型建构研究

"美好型"乡村治理是安徽省结合农业大省的独特情况,对新农村建设进行的有益探索。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更离不开在传统结构上探索科学合理的主体治理模式。因此,在联系当前"美好型"乡村治理的大背景下,对安徽乡村建设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然后,围绕安徽乡村治理主体展开探讨,并分析其生成逻辑;最终,提出安徽"美好型"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建构的探索模型。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农村积极分子的分类及其培育

目前不少农村存在村组干部后继乏人,基层党组织弱化,农村内生积极分子匮乏,外部积极分子的作用范围较小等问题,即农民主体作用的缺失和农村社会内在动力的缺乏。这导致农村集体行动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缺失,造成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成为当前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现实因素。为此,应大力加强政策引导,坚持内育外引,拓宽培育内部积极分子和吸引外部积极分子的现实渠道,建立积极分子有效发挥作用的组织平台和动力机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有才无德”村干部:悖谬及原因

1990年代,两湖平原地区农村出现大量＂有才无德＂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悖谬之处。农业税取消前,县、乡和村干部因收缴税费形成坚固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在税费收缴中,乡村干部常常难以用合法手段对＂钉子户＂进行有效治理,＂有才无德＂村干部可以依靠乡村混混以暴力收缴税费和提供村庄公共品,则有其比较＂优势＂。＂有才无德＂村干部这一悖谬现象,反映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局部弱化,农业税取消后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当代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现象的成因及化解路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大大阻碍了当前我国农村的政治发展。在农民自治过程中消极地行使选举的权利、以敷衍态度参加村务民主管理和决策、对村干部的制约出现监督缺位、对自身政治参与权利的损害抱着无所谓态度等政治冷漠现象依然存在。然则政治参与民主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村庄利益驱动力太弱、农民个体素质不高、农民非理性政治参与造成农村治理过程中政治冷漠现象的发生。积极推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机制的完善、强化村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文化建设和培养农民素质,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化解政治冷漠现象,进一步地为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中国梦的建设创造有效助推力。     

新市民城乡催化促进作用的影响因素探索——基于二元logit模型的分析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正处在历史紧要关头,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催化促进作用。新市民的城乡粘合性主要表现为城乡情感粘合、城乡生活粘合、城乡工作粘合,新市民通过反哺农业、农村、农民,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催化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影响新市民“三个反哺”“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影响新市民“三个反哺”催化促进的因素是“同样光荣”“乡镇干部联系度”“国家重视（三农）是起因”“（所在单位）帮扶已开始行动”“技术职称”,影响新市民“四个带动”催化促进的因素是“乡镇干部联系度”“性别”“若非国家号召”“工作城市级别”“（所在单位）为农家服务”“国家重视是起因”。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民族干部队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

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干部工作、不断提升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水平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民族干部工作的战略地位、特别要求、干部教育、队伍建设作出的系统深入全面的论述,是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民族干部队伍的理论指南。可从时代维度、使命维度、实践维度、能力维度深刻领会新时代党对做好民族干部工作的新要求,即党的民族干部教育观是不断深化与发展的过程,民族干部工作是一项事关党的民族工作大局的关键任务,是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是提高民族干部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迫切需要,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