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

清朝在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元明两代的宗教政策,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了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政策。文章就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旨在使人们对清朝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明代蒙古汗室王与藏传佛教

吐默特阿勒坦汗时期,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对蒙古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文章依据大量史料,对当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过程、原因以及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了介绍和分析。     

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

汉藏历史文献证明,明成祖对藏传佛教领袖的异乎寻常的推崇,有其内在的信仰因素。通过迎请藏传佛教大师,明成祖接受了密法灌顶,对藏传佛教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明成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扶持,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互动。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明代联结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     

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土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兼论游牧与农业地域社会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互动

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之仰华寺与西藏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会晤,并皈依了藏传佛教。青海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僧众来往与蒙古各部落与西藏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藏传佛教必然会对甘青地区的土、蒙古等各民族产生重要的影响。藏传佛教传入土族社会并渗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本文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探讨。认为一方面它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阻碍了土族社会的人口繁衍、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土族地区的寺院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一些土族的高僧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著述与宗教实践,对加强土、藏、蒙古、汉等民族之间的有效交流与文化互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杭州飞来峰第91号龛藏传佛教造像考

飞来峰矗立于杭州西湖西北灵隐风景区的青山翠谷之中,峰奇石怪、泉清气幽。在峰麓玲珑的山石和奇幻的洞壑间,散布着起自五代吴越国,经历宋、元、明诸朝雕造的佛教石刻造像300余尊,形成了我国石窟雕刻艺术史上最后一处大规模遗存。尤其是元代的造像,雕工精细,具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存百余尊元代雕作,大体可分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大类。属藏传佛教性质的有33龛、47尊造像,为我国元代遗留至今规模最大的一处藏传佛教石刻造像真迹。 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题记中有年号可辨的最早造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最晚的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无明确年号可辨的造像,从艺术风格与历史背     

杭州飞来峰第55龛顶髻尊胜佛母九尊坛城造像考

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内的飞来峰以佛教石刻造像闻名遐迩,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造型之美,均为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盛世的汉唐之后所罕见。据统计,飞来峰现存五代、宋、元时期的佛教造像多达280尊。其中元代造像数量最多,为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现存造像67龛,大小造像116尊,形成了“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的壮丽景观。116尊造像中,有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飞来峰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于一身,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绝无仅有的融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于一     

关于《米拉日巴传》形容词的研究和比较

《米拉日巴传》不仅是研究后弘期藏传佛教形成、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同时 ,在语言上也独具特色。文章着重对《米拉日巴传》中的形容词进行分类介绍 ,并与敦煌文献中的形容词作了比较研究。     

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原因

阿勒坦汗选择信仰藏传佛教标志着继蒙元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弘传。文章从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的过程分析,认为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动机在于他与藏传佛教互动中的自身信仰,同时还在于蒙藏传统及其文化共性。     

略介藏传佛教格鲁派甘丹赤巴中的九位著名佛学理论家

文章依据藏文第一手资料,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甘丹赤巴中的9位著名佛学理论家,并对甘丹寺培养佛学人才的历史沿革进行说明,目的是为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藏传佛教僧伽服饰释义

藏族僧伽服饰是藏传佛教之重要的外在形象标志之一,它不仅承继了印度佛教僧伽衣著的思想和规范,同时也体现了浓厚的高原特色和民族特色.文章对藏传佛教僧伽服制的历史形成、外形特点(包括款式、用色和质料)及其社会和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试图全面认识和阐释藏传佛教僧伽服饰的特点和内涵.     

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基础、主要挑战和实现路径

文章利用汉藏文资料,梳理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若干代表性特征,考察了藏传佛教所具有的优良爱国传统,及其在传承西藏优秀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剖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最后,探析了化解难题并推动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实现路径。     

钢和泰对中国藏学的贡献

本文通过对钢和泰著述及其往来书信的整理和分析,简要考述了钢和泰在20世纪二三十代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藏学,尤其是藏传佛教文献与梵、汉佛典之间对勘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达那寺及其格萨尔文物馆藏

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起,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不仅在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史诗《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达那寺为例,就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在史诗《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     

巴哩译师传略

巴哩((?))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一位重要译师,为萨迦寺建立者贡却杰布与萨迦初祖萨钦贡嘎宁布之上师,住持萨迦寺达十年,对萨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巴哩早年游学尼泊尔、印度,师从大、小金刚座等名师,闻思广泛,特别是与不空金刚合作翻译了有关成就法的众多仪轨,对后世本尊修习影响深远。文章以索南孜摩所作《巴哩译师传记》为中心,结合相关藏文史料,通过对文本进行译注,从而对其生平作较为细致的考察。     

西夏觉照国师法狮子之教法来源与身份考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中,多篇文献为觉照国师法狮子所传。由于藏文底本未获同定,其教法来源不为人知,对这一藏传佛教付法上师也所知甚少。文章根据最近找到的几部西夏文教法的藏文原本,考察其教法师承,并利用藏文史料,探究法狮子其人。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寺庙管理从早期的堪布主导的管理制度演变为教派领袖主导的管理制度,再发展到活佛主导的管理制度,体现佛教教义和学经教育的内在需求的同时,也受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部落、土司等世俗政治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存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寺庙管理制度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步入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寺庙管理实行了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围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相应制度的建立、后弘期和政教合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寺庙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试述卓尼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

18世纪初,安多地区藏传佛教主要寺院禅定寺和拉卜楞寺之间缔结宗教文化关系,是藏族历史和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种关系的缔结,对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广泛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文章以历代卓尼土司和嘉木样活佛的宗教文化联系作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同时也概括了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安多地区传播的特点.     

香港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

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之一。在香港特区基本法所赋予的宗教政策下,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有着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意义是传播自身宗教文化的宗教价值和实践;另一个意义是促进香港同胞对于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藏族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理解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和发展方向。文章作者根据相关的文献和实地观察所得的资料,介绍了香港藏传佛教,作为宗教、学术和文化的近30年,特别是九七回归后的一般发展状况,以及与本土佛教的关系等,进而展望香港藏传佛教的发展前景。     

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

明宣宗继承永乐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继续对藏传佛教各派实施"多封众建",注重藏传佛教在稳定边疆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时,明宣宗与明成祖一样,对藏传佛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扶持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以及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反映了明宣宗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多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