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族际的故事比较——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

汉族、藏族流传了大量的“天鹅处女”故事,形成了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叙事传统,这些传统与汉族、藏族民众生活紧密相联.这类故事传达了汉族、藏族追寻美好生活的愿望.汉族、藏族“天鹅处女”故事具有明显的印度佛教同类型故事色彩.     

“家西番”族属探析

民族识别影响到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问题。关于“家西番”的族属问题目前存在着很多分歧。文章从历史文献、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家西番”不是“汉西番”、“假西番”,而是藏族的一支。     

跨族际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创新——兼谈《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的贡献

《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以民众生活为根基,以民族关系为旨归,依托汉藏民间故事类型的提炼和分析,探讨和解析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而洞见和阐释民间叙事共同体的共享性与意义。论著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汉藏民间故事、汉藏民间叙事传统交流的新观点,不仅对于汉藏文化关系研究,而且对于中国民间叙事学理论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     

“音心对映”本质下的音乐“美育”新思路

在全面深入推进美育的时代背景下,音乐教育实践改革迫切需要向更高阶段发展,找出音乐教育发展所遗留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全面、深入的解决方案,成为我们当下全面推进美育实践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立足于音乐教育实践中音乐本质之“音心对映”规律的存在与确立,针对当下初中音乐课堂中“音”“心”对映受阻问题的分析,着眼于实现“真”“善”“美”融合,提出将器乐演奏课、合唱课、音乐文化艺术之大综合课相整合,构建前后衔接、内外贯穿、循序渐进的系统化音乐课程设置以推动初中音乐美育教育之高阶段发展     

法律的“在场”——本体论转向中法律人类学的实践演变

本体论转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兴起的重要学术思潮,它影响了法律人类学研究。文章从作为“场上”博弈手段的法律、治理“场域”的法律和社会子系统的法律三个维度的分析入手,指出法律的“在场”即透过法律实践理解和再述法律与社会间的交互关系,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在本体论转向中开展理论创新的基本趋势。由此,文章提出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也应注重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注重以理论视角将二者视为有界存在转变为关系性存在,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经验为基点展开理论探索。     

“在日朝鲜人”问题研究

本文以具体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论述了“在日朝鲜人”的历史和现状、他们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以及他们为争取正当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进而阐述了“在日朝鲜人”问题的几点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研究——以云南河口县中寨村为例

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是嫁入中国的越南壮族媳妇拟制姻亲关系的建构行为。它是越南壮族媳妇在传统后家观念的推动下,对拜后家文化习俗的借用;也是在现实边境政策的制约下,姻亲关系中断之后,因身份认同模糊而引发的理性选择。在越南壮族媳妇拟制后家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妇女在姻亲关系建构中的主动实践。这种建构,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策略。     

由史俗到经述：彝族毕摩经籍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彝族毕摩经籍中出现了关于宋仁宗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在历史记载、说书演义、叙事模式、社会语境、仪式过渡的共同作用下,由毕摩撰写完成了“仁宗的故事”。但是,该故事又由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其深层次结构与很多故事类型和原型仪式有相似之处。     

南北方少数民族“异类”婚恋故事母题比较研究——以牛郎织女故事为例

在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下,牛郎织女故事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互相影响,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南北方少数民族多改编了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结局,以牛郎织女或在天上或在人间一起幸福生活为结局,并增加了考验女婿的情节。同时,南北方少数民族演变至今的牛郎织女故事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点,如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不同,故事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不同,仙女下凡的原因不同,主要人物“牛”与“鹿”的不同。其中的共同性反映出同一母题在不同民族间孳乳、传播的互动影响及文化相融的稳定性,也体现出不同民族反映世界、表达情感的共通模式;而其不同则折射出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人情风俗、民俗心理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性。     

《升仙传》与“丁郎寻父”故事之版本与流传

《升仙传》是一部以明朝嘉靖年间为背景的道教修仙小说,丁郎寻父故事是其中的重要情节。此故事后来逐渐脱离文人小说,在华北地区以秧歌戏、二人转等多种民间叙事形式广泛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孝道故事。《升仙传》及丁郎寻父故事至今仍有18种以上的蒙文抄本保存于国内外图书馆,二者是上世纪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相互影响的重要研究材料。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与“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中的纲领性地位,可以从新阶段党对民族问题认知的理论升华、对历史方位的研判、对民族工作的要求、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四个维度来理解。只有通过树立正确价值观、强化情感归属、实现共同利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水平、守住意识形态阵地、夯实政治根基等六“目”,才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整、准确地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与“目”,对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十分重要。     

顾颉刚与“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理论的建构

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近代中国,“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堪称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受时代的影响,忧心民族前途的顾颉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建立了“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的民族理论。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来讲,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民族理论,受到了梁启超、杨度、李大钊、孙伏园等相关论述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并非前人论述的简单延续,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而且具有指导现实的品格。可以说,顾颉刚“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理论的建立,不仅增进了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还完善了关于中华民族现状的民族理论。     

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的文学”的生成、发展与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的主题的诞生,要追溯到2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的传播,“人的文学”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体系,始终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生成。探究“人的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对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起到关键作用,从“人”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关联入手,既能准确剖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变逻辑,还能从多角度切入解读文学作品。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的文化反思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无疑是多种不同的因素处于某种特定关系中的结果,无疑是自身文化特性的自然“天成”而又灵气飞扬,无比聪慧的精神突围。进入20世纪90年代,“相思湖作家”队伍出现了断层。从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体系的重构所造成的,但根本上说,这是自身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缺失、并且尚未确立属已的精神风范的某种必然。所幸,“大写作”品牌的提出,既是时一种急功近利的否定,更是对一种精神风范的追求。     

民族地区“微型”小学发展对策研究——以广西桂林市平乐县荣家小学为个案

为了了解民族地区"微型"小学的建设状况,进一步加强这类学校的建设,提升其教学水平,为居住偏僻山区的孩子提供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对平乐县荣家小学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发现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办学经费不足;办学条件简陋、教学环境艰苦、师生生活堪忧、师资力量薄弱、队伍后继乏人等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国家、地方财政应当设立"微型"小学财政专项;规范办学管理,创设"区域一体化"的学校管理模式;实行"流动教学",使优质先进教育资源"下乡进村";继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资水平;民族地区政府要花大力气培养本地教师等几点建议。     

近代“民族”叙事的中华民族社会史写作趋向——兼论民国时期王桐龄等人之四部《中国民族史》

民国时期“史学危机”表现在其视野和理论解释力的狭隘和偏颇,史学转向意味着关注社会、普通人和边远民族“民族”叙事的社会史写作新趋向。以王桐龄等人撰写的四部《中国民族史》为主要内容的民国时期社会史写作围绕“汉人主体”,通过描述古代中国各民族相互抵触、排斥、同化和融合的多元、复杂历史实践,展示、证明和解释了中华民族为“血统”与“文化”的“混合体”这一社会事实和历史性结果。如此,社会史写作趋向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番拉扎”和“汉山神”两种信仰的比较研究——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枉子沟村和五户丁家滩村为个案

山神信仰是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时基于生存需要形成的一种原始自然崇拜。笔者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甘肃省康乐县莲麓山区信仰"番拉扎"的枉子沟村和五户川区信仰"汉山神"的丁家滩村为个案,通过"一番一汉"和"一山一川"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汉族村落研究两种类型的山神信仰,从共性和个性的比较中认识多民族区域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传承,从"番中有汉"和"汉中有番"中认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的比较研究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虽属不同宗教法律文化场域中的金钱损害赔偿制度,但其起源均出自于宗教禁忌规则体系,其本质与当时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环境密不可分。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根源探析：基于中西民族政策比较的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西方社会撕裂并陷入对立,民粹主义上升,导致乱象横生;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风景这边独好",彰显了"中国之治"的优势。观察这一现象,民族事务治理的不同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民族问题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就涉及民族政策。比较中西方民族政策的差异,探寻"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背后的民族政策根源,总结民族政策助力"中国之治"的成功经验,对回应欧美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污蔑和攻击,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