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

明代中晚期,不少东蒙古部落进入青海湖周围地区游牧.在当地立足之后,东蒙古部落进一步南向发展,进入康区,扩张势力,并与藏传佛教教派势力相结合,相互配合,通过支持后者在康区的发展来扩展势力,进而影响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也为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南征康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汉藏接触互动与族群和平共生 ——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

《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一书将康巴人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介者,从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的人生史入手,分析其先祖的土司历程、其土司生涯的政治活动及康定地区政治、文化格局的转变,着眼族群和平共生.作者郑少雄以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勾勒出了一幅百年前康区地方与中央政府间文化、政治融合、对抗的历史图景.     

汉藏接触互动与族群和平共生——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

《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一书将康巴人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介者,从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的人生史入手,分析其先祖的土司历程、其土司生涯的政治活动及康定地区政治、文化格局的转变,着眼族群和平共生。作者郑少雄以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勾勒出了一幅百年前康区地方与中央政府间文化、政治融合、对抗的历史图景。     

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康区打箭炉的医疗活动

美国基督会医疗传教士阿尔伯特·史德文是将西医传入康区的重要人物,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史德文如何进入康区及其在打箭炉活动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本文根据相关英文回忆录和传记文本,结合其他文献,对其进入打箭炉及在打箭炉期间的医疗活动进行较为细致的考察,并探讨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土家族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秦良玉

<正>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土家族地区存在过具有独特政治色彩的土司制度。上至唐代,下至清雍正年间,其间土司承袭历时千余年。在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区出现了数百个土司,但以巾帼身份承袭者不过二、三人,而真正可算青     

僧格

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抗俄英雄——僧格,是十七世纪中叶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五子,汉文史籍又称僧厄. 准噶尔部与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共同构成我国厄鲁特蒙古,俗称西蒙古.准噶尔部原游牧于我国天山北麓塔尔巴哈台东和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以伊犁为活动中心.准噶尔在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已渐强盛,成为雄据我国西北一隅的势力.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殁,僧格     

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

瞻对为四川省西部的一块藏族聚居地,明朝时即授印归附朝廷。瞻对居民甚勇悍,常以抢劫骚扰地方。至清朝乾隆初年,甚至连过路的驻卡清兵亦时常遭劫,乾隆皇帝于是下令调兵征讨。始料未及的是瞻对土司拼死抵抗,经一年激战,清军陷入此"弹丸之地"不能自拔。此时的乾隆皇帝与参战将士也欲想罢兵休战,从而姑息了土司班滚的逃脱。瞻对事件的直接结果导致邻近土司无视朝廷,接踵而来的便是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和硕持汗

和硕特蒙古是漠西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活动在天山以北乌鲁木齐和塔尔巴喀台一带,其首领图鲁拜琥,是成吉思汗十九代孙。万历二十四年(1606)他25岁,因调解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的战端,深受各部上下和东科尔法王的敬佩,赠号“国师汗”美名。此后,又讹转为“顾实汗”或“固始汗”。 明末西藏政局不稳,教派斗争迭起。万历四十六年噶玛噶举派率霞巴家族在后藏建立第悉藏巴政权,与一度统治青海的喀尔喀部却图汗和康区白利土司结成联盟,共同迫害日渐兴盛的格鲁派,即黄教。黄教首领人物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的强左索南绕登等人决定,派使者赴卫拉特请兵援助。卫拉特召开“丘尔干”会议,议定组成联军前去,固始汗率和硕特     

土司学面对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取向

申报世界遗产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事物,中国在这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为土司遗产申遗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司遗产申遗,最关键的是能从遗产本身发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在找寻突出的普遍价值过程中,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的盲点如＂土司＂一词语境不清等被呈现出来。正因为此,土司学有必要加快与国内外致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社会治理研究的各学科对接的进程,以广泛分布于此＂土司区＂为视点解决土司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以服务于土司遗产申遗以及当今的国家与社会。     

论和硕特部在统治青海时期的主要过失

13世纪,蒙古族就已活动于青海。到17世纪,在该地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蒙古各部中,当属和硕特部。然而,强盛近半个世纪之后,缘何匿其迹,销其声呢?本文认为造成这种衰败局势,主要在于和硕特部在统治青海的过程中出现的严重过失所致：和硕特部贵族的远征,碍于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地域性封建小割据的形成,严重损害了民族利益;由于向清朝靠拢,得不到下层人民的支持。     

试论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宗教信仰

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土司家族 ,从明初归附到民国改土归流维系了五百多年的历史。对西北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鲁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是其家族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结合史料对鲁氏家族宗教信仰特点进行了分析 ,进一步论述了其宗教信仰背后的历史原因     

昌都清代的四大呼图克图

清代,为了比较有效地统治西藏．以隆重的礼节,优待西藏各地的宗教首领．并册封其中的一些大活佛。自清开国之后,朝廷对昌都地区的不少大活佛给予封号并赐印。其中昌都帕巴拉、察雅切合罗登西饶、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刹济咙等四大活佛被称之为“康区四大呼图克图”。[1]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明史·广西土司传》论说

清张廷玉等修纂的《明史》,据明政治现实,创立了阉党、“流贼”、土司三列传,为前代封建正史列传所未有。其中《土司传》十卷,分别记载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五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全书的卷三百十七至三百十九是《广西土司传》。此传对明代广西土司及瑶壮等少数民族的状况,作了纪述。故此传对广西土司制度及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它论说,对进一步了解此     

青海藏区千百户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浅析

千百户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土司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清朝在罗卜藏丹津事件后直接管理青海牧区藏族的一种政治措施。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这一制度只是青海藏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藏族居住在青海牧区的历史,远比其他民族早,人口也较其它民族多,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法规。明中叶以后,由于蒙古族各部陆续进入青海,特别是和硕特部固始汗于明末徒牧青海后,青海绝大部分地区都归入其统治之下,藏族各部成为和硕特蒙古的臣民。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虽然和     

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壮族土司的研究——詹妮弗·托克《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介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其中,壮族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对壮族聚居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研究壮族史和广西地方史的重要内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女博士詹妮弗·托克(Jennifer Took)所著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中华帝国晚期壮族首领在土司制度下的特权》[1]①就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壮族土司的一部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司制度的基本观点及研究趋势.     

试论清代乾隆年闻的杂谷事件

杂谷土司曾是清初嘉绒各部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乾隆年间发生的清地方官员灭杂谷土司的杂谷事件,不仅对第二次金川之役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理番四土”土司的最后形成及嘉绒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介于两次金川之役之间的杂谷事件,无论耗时、耗资都远不及金川之役,所以一直未引起史家们的重视。本文在此拟对杂谷土司世系及杂谷事件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试析甘青土司与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当中央王朝的统治延伸到边疆民族地区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效治理和管辖这些民族地区，中央王朝为解决该问题便推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羁縻政策。后来，发展到元时在西、南边疆演变为土司制度，明时发展，清后期衰落。从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方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