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诗话中的杨万里接受研究

民国诗话中对杨万里的评价以赞赏为主,学者们对杨万里作为南宋大家的地位给予肯定,对于诚斋体的成就,也多持褒扬态度。民国学者对杨万里诗歌特征的分析,一方面肯定其自然、活泼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看到其诗歌中粗俚的弊病。杨万里在诗集序中曾自述诗学渊源,民国诗话对此也有关注,认为杨万里师承江西诗派,同时兼学杜甫、白居易、晚唐诸人。元明清三代对杨万里的接受略显沉寂,民国时期这一现象发生改变,诚斋体受到很多诗人的效仿,显示出当时杨万里接受研究的新特点。     

杨万里《江西道院集》中的地理纪行诗

《江西道院集》乃杨万里外贬筠州期间所作诗歌的总集,该诗集主要以地理纪行题材为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奔波于浙赣地域间的行旅征程,《江西道院集》纪行诗创作的前期、后期主要依赖于南宋便捷的交通线路,诗作呈现出地理间线性展开的特点;而纪行诗创作的中期则以筠州作为稳定的中心据点,诗作多以点式景观描摹为主。杨万里纪行诗均匀结杜甫,独具一格,具有地理记叙与场景描摹的双重特征。杨万里创作"一官一集",尽管"每一集必一变",然而,地理纪行却是其众多诗集所采用的相同模式,从文学地理的视角探究《江西道院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寻找"诚斋诗"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论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系统

"象征",在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那里,被赋予了超越诗歌修辞学层面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有着和"生命"、"存在"同等的意义."神"和类"神"意象、"肉体"、"野善"是其诗歌意象系统中最富代表性的象征性意象.从诗歌基本层面的"意象"入手,勾勒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结构系统,并探知其诗歌的内在精神世界.     

论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意象

弗罗斯特诗歌中有很多自然意象。弗罗斯特呈现自然意象的方式主要有：以拟人化手法、以比喻的手法、集中使用多个自然意象使之互相烘托、自然意象与植物意象互相映衬。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有效地表达了其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和诗人的诗思。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多为视觉意象,这些意象往往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种直观的感受,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也说黄庭坚诗歌意象的"陌生化"

文章认为黄庭坚的诗歌,适应由唐到宋诗歌审美意识的嬗变,在意象表现上独辟蹊经,耳目一新,其革新精神与"陌生化"理论相契合.在语象空间的拓展上,他的诗歌有四个特点好用奇语;好用话语;好作翻案语;好作谐谑语.在从奇崛到自然的诗风改变上,体现为三方面以俗为雅;以拙见巧;以放致浑.黄庭坚诗歌意象"陌生化"的革新,应充分肯定.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顾城诗歌的意象之域与“谣曲”风味

顾城诗歌既承中国意象诗之传统,又融现代西方诗歌之理念,其诗歌的意象之域具有独特性,其意象种类之丰富,组合之奇妙,意味之多义,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高峰。虽然顾城并没有刻意于诗歌的韵律,但由于其取自于大自然的意象和萌于童心的天然韵律,所以其诗歌一方面具有自然情感的内在节奏,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民间淳朴的"谣曲"风味。     

为“意象”正名——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札记之一

围绕诗歌意象问题,长时期来形成了一系列的纠结,亟需梳理。"意象"作为诗的本体性范畴,其确切的界定应是"表意之象",作用在于表达人的诗性生命体验。意象不应当混同于诗中名物,表名物的词语有可能产生表象,但难以揭示人的情意体验;只有在表象的关联与组合中构筑起张力,让诗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来,意象始能成立。诗歌意象的构成材料亦不限于物象,举凡事态、情状、理致都有可能用为意象,从而体现出意象艺术在古典诗歌中的普遍适用性。而由意象向意境的延伸,即从"立象尽意"进入"境生象外",更标志着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自我圆成。     

阮籍《咏怀诗》中的"剑"

"剑"是阮籍<咏怀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诗中出现8次之多,它是阮籍英雄情结的象征,反映出在魏末政治高压下,阮籍仍然在苦闷中保持慷慨的底气,这是建安精神的延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一具有气势的诗歌特点通过"剑"意象得以体现出来.     

论中国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意象美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由于诗人常常借助于自然景物来抒发情感,因此使得诗歌具有一种情景交融的特性。而情景交融是意象内容的核心,诗人们在意象经营中,情与景相互交融、契合,意境含蓄、蕴藉,从而使诗歌呈现出情景交融的意象美。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近代小说叙事中的"有我”与"无我”

王国维论诗有"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在诗歌中,"有我”易于抒情,所谓"以我观物”,带有明显的作者主观色彩;"无我”则纯为写景,所谓"以物观物”,作者不介入,却有利于读者身临其境,实现物我交融.小说亦与此相类.近代小说中"有我”之作品大多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教色彩浓厚,但艺术感染力稍逊."无我”之作品纯以客观之笔表达作者的创作意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李颀诗歌的佛教意趣

李颀拜谒名僧,栖息寺庙,熟悉《楞伽经》、《法华经》。其诗作包含佛教思想因素,追求空寂清净、忘却名利色相的境界。诗人在咏叹佛门物象的诗歌中,化用《法华经》物象譬喻的方法阐述己见,把佛门物象作为捕捉诗兴的契机。     

论卢照邻诗文创作的"骚怨"精神

卢照邻现存诗文中 ,始终充溢着忧愁悲苦的孤独寂寞之气 ,这是由于创作主体的“骚怨”精神决定的。从其作品 ,主要是思乡及赠答诗文来阐释其“骚怨”创作精神的具体物化形式 ,揭示卢照邻诗文创作“骚怨”的特点及原因。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卢照邻是唐代第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用“骚怨”精神进行创作的诗人 ,开其后的柳宗元、李贺等用“骚怨”精神创作的先河     

论金笠诗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的汉诗渊源

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是金笠诗歌的整体性风格,而女性题材则是其诗的重要内容。要深入理解金诗整体上的嘲戏风格和其女性题材的世俗情调,对汉诗传统的借鉴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诗对从先秦到唐宋的汉诗传统都有所汲取,其中李白、苏轼和柳永的影响尤巨。狂傲不羁的李白诗、怒邻骂座的苏轼诗和风流从俗的柳永词构成其诗歌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之世俗情调的重要渊源。     

简论李元洛的诗歌研究

李元洛有自己的诗歌观和诗评观,有评论家的自主性和独立个性;李元洛建立了体大思博的诗歌理论体系;李元洛是以诗笔写文论;研究方法的开放、多样,构成李元洛治学的显著特点。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试析李煜词的社会文化根源

李煜词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时代文化与审美习尚的规范,使他的词追求轻艳,重于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南唐的地缘因素和社会风俗的影响,使他的词柔靡而艳丽,重于描写歌舞宴饮的享受和对恋情的追求,具有明显的俗文化特征;南唐特殊的历史和词人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词充满深哀巨痛,抒发自我的家国之忧,摅写了经济之怀,提升了词的文化品格,初步显露了词向诗化道路回归的端倪。     

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

1980年代李泽厚在哲学、美学(含文艺学)及中国思想史三大领域以其深厚学养应对了时代呼唤,扮演了思想大师的角色,“凸显”其思想家的形象;1990年代他经历了从“告别革命-倡导改良-不谈启蒙-不谈政治”的精神演化,由于无力生产新的思想来呼应1990年代中国社会语境的精神亟需而逐渐“淡出”思想界。1994年他所以断言1990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可能与他的角色自期及其未能理解人文学者的角色自觉所蕴涵的价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