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轼的人物史论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议论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史论。这些文章所选的人物多具有重大历史影响 ,文章借古人事以言当世之过 ,立意新颖 ,发前人之所未发 ,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这些散文是作者接受唐人散文的影响和师辈们的影响 ,结合自己的人生体会的产物     

宋代三苏的史论

宋代三苏文史兼长,史论作品极为丰富。史论是三苏史学的重心所在,主要包括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两部分,前者以观风察势为核心,以借古鉴今为目的;后者以苏洵的经史观、苏轼的正统论和苏辙评论《史记》最有名。三苏史论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在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与理学家的论史尺度迥然不同,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以降的历史长河中亦有很大的影响力。     

周作人与夏目漱石“余裕”论

周作人深受日本夏目漱石＂余裕＂论影响,论者多认为周氏闲适文学观即明证;其实,周氏＂自己表现＂散文观和舒徐行文艺术更得＂余裕＂论神髓,他对＂余裕＂论的偏执理解,则消极影响散文创作。     

也谈《晋书》的史论

《晋书》在修成之初遭到了史学家刘知几讥评,原因之一是因为史论的文字过于绮艳,多为骈体,失却了《史记》以散文论史的优良传统。此文考虑史论内容的积极方面,重新定位它的价值和意义。     

文章总集与史论文学之辨体

史论最初更多是属于史学的范畴,其体裁基本以史书论赞为主,但在隋唐时期,却由于史书影响力的衰落和文人史论的兴起而逐渐被纳入文学的领域。通过对文章总集的研究可以看出,文学家的文学独立意识使他们有意地将史论与散文史传分开,而史书编纂的集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史传与史论的关联性,从而对史论的由史入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兴盛于唐宋以后的人物论散文作为史论文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在应用美文与史传论赞两种完全不同之文体的综合影响下生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文史结合的产物。最后,当古代文体发展趋于稳定之后,研究强调辨体的明代文章总集则有助于对史论文体作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握。     

试论苏轼历史人物论的特色

苏轼一生写了好几十篇历史人物论,这在我国历代其他文学家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苏轼历史人物不只在数量上可观,而且也很有特色。内容虽是就史而论,但在形式上文学色彩体现得很为强烈,因此,可以说,它既是历史论文,也是带文学性的史论散文。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他们以为要超过在史学史上的价值。但是,有的中国文学史却认为这些文章都不是文学作品,他的许多“记”和“随笔”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或带有文学性     

王禹偁散文的分类评析

王禹偁作为北宋初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但对其作品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诗歌作品的赏析和评价上,对王禹偁大量的更鲜明地表现其思想人格的散文作品却少有触及。而对王禹偁这些散文作品的分类解读却是深入研究王禹的关键,因此,对王禹偁散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王禹偁创作的散文文体是多样化的,其中具有较强文学性的占其散文创作50%以上的非公牍文,包括辞赋、书牍、赠序、论说、序文等五种。它们因为文体的不同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而这些不同文体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王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通过分体研究试图进一步解读王禹偁其人其文。     

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繁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二百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这些文章思虑深湛,文采精拔,不仅是思想史上珍贵的文献,也是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魏晋论体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成就斐然。主要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强烈的思辨特色,多样的论文形式,鲜明的语言美质。可谓为＂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独步千古,颇具特色。     

卞之琳的“顿法”论

卞之琳的“顿法”论陈本益关键词卞之琳，新诗，格律，顿，节奏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５在五十年代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卞之琳对新诗形式作过不少论说。这些论说可以用他在五十年代诗论中所用过的＂顿法＂二字来概括。他说：＂旧诗里有一定的顿数，一定的顿...     

春秋以前“言”的内涵与论说文体

甲骨文＂言＂的上半部是舌头的象形,下半部是＂口＂的象形,＂言＂的基本义是言说。殷商时期,＂言＂是一种特定的祭名,可以将不同祭名的＂言＂、＂告＂、＂舌＂视为早期的文体萌芽。在《尚书》中,君王的教令常被称为＂言＂或者＂某言＂。《尚书》中有许多论说的成分,这些论说的成分主要包含在君王教令式的谈话（＂言＂）中。《尚书》中的一些被引用的语言基本都是格言警句,其特点是言简意赅、简短凝练、具有论说性。     

《修辞学》与《文心雕龙》论说散文理论同异论

<文心雕龙>和<修辞学>是中西方第一部集论说散文理论之大成的著作.文章着重比较分析了两书对论说散文的道义力量、人格力量、情感力量、逻辑力量和形象力量,以及理趣性、风格等的理论阐释,探求其学术价值,为当前的散文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从人物之美到文学之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对象的“文”化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的审美对象存在着一个明晰的由＂人＂向＂文＂的转化过程,即由魏晋时期的以人物为美向南北朝时期的以文学为美的转化,这种转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人物品评上,魏晋时期关注人物的言行与谈吐,南北朝时期更关注人物的文学才能;在审美标准上,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以＂清＂为美的标准转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评论上来;在审美方法上,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品第人物、论人物优劣以及直觉经验的品评方法均成为南北朝时期品第作品、比较作品高下的基本方法。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发生并非是同步的,而是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演进过程。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探究文心 史论兼备——读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

我一直盼望学术界出一批像样的古代散文史论。因为散文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比重最大,应用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且文体最繁,文心亦富,文论也因而浩瀚细碎,需要一部乃至几部史论以综贯始终。然而,建国以来前40年的文学遗产研究中,诗、词、小说成了热门话题,而散文研究却相当沉寂,远不适应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古代散文,读懂不易,通读更难;人有风格,代有流派,其继承演变、发展创新,更是错综复杂。要理顺这些关系,弄清几百个作家,读懂几千篇(部)作品,非下深功不可。15年前,与舒芜闲聊,因他是桐城派方苞的后人,曾建议他写一部中国散文史…     

由“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对儒学当代境况的一种展望

由于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说,儒家与现代化常常处在一种紧张、冲突的关系状态中。而要化解这些问题,较好地处理＂儒家与现代化＂这一关系论说,我们必须跳开现代性的＂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从一种＂多元现代性＂的立场对儒家在未来的境况做出展望。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古色”“自然”与“性灵”——王世贞汉魏诗学术语论

明中后期,传统的"格调"论说已不能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新的诗歌美学概念与诗学思维正被尝试引入汉魏诗学中,王世贞便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其汉魏诗学术语论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新旧思想交替发展的轨迹。汉魏诗歌"古色"论的提出是为了消除"本色"论的含混性,"古色"本身仍表现出对"格调"的追求。"自然"与"性灵"论说的提出使王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安派的理论先驱,但二者的获得并非是无条件的,需要以"古"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世贞"性灵论"与公安派"性灵说"最大的不同之处。